小山村指挥大决战

在西柏坡，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五大书记”进行了分工，其中，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但毛泽东说:“现在到了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仗，不要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要集体研究决定。”

1948年9月，许世友指挥部队拿下济南城之后，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已具备攻打大城市的能力。于是，他迅速组织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先南下攻打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当时，林彪对这一作战意图顾虑重重，怕受到锦西和沈阳之敌的合围攻击。为此，毛泽东先后20余次发电报说服林彪。1948年9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到11月2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紧接着，在黄河以南，毛泽东指挥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两支野战军，硬生生“吃”掉了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实现了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就在淮海战役鏖战期间，毛泽东又看准了华北平津一带的战场，指挥刚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不久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为了防止傅作义军团南逃，毛泽东命令即将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军“做出阻击之势”。最终，傅作义被迫放弃幻想，率军起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自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通过数百件电报，指挥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至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

毛泽东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打过长江去，夺取全国性胜利。

为了防止人民解放军南进，蒋介石在长江沿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号称“固若金汤”。他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料想解放军不敢再往南进攻。

当时，确有一些国际友人劝毛泽东适可而止，不要引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但毛泽东等对此并不担心。1964年，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到这段历史:“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或者以此作为根据地，或是临时驻扎过。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4月下旬，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立刻下达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已经下定决心——即使帝国主义干涉，也要打过去，决不实行南北分治。

北平礼遇民主人士

1949年，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筹建新中国上。这项工作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通过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虽然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但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仍然亲自出面。

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和毛泽东谈事。毛泽东怕体弱的司徒美堂经不住吉普车的颠簸，就让工作人员准备好担架，到坡底去接。警卫人员找不到担架，毛泽东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司徒美堂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挽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新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国将用怎样的国号……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关于国号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党中央的文件则有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的一次筹备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简称民建)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则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毛泽东当时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蒋介石不反孙中山。后来，何香凝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而奋斗，“国”自然就是“共和国”。毛泽东听后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

关于这段历史，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总结说:“召开政协和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胸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