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宋耀如就曾在当地的印刷厂勤工俭学，所以他对西方的机械化印刷也基本懂行，从而能比别人更早的发现这个商业机会。

从宗教的传播方面看，这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宋耀如乘机说服了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为自己提供帮助。另外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有了帮会力量的支持，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厂很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这时倪桂珍带来的嫁妆钱派上了用场，牛尚周和温秉忠也提供了一些资金，当然三合会的兄弟也有部分投资。用这些钱宋耀如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幢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耀如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利用原来的代理关系，很快他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耀如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而这时他和林乐知的关系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开始缓和起来。

在印刷厂的筹办过程中，他又听取温秉忠等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乡间的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有了自己的事业，宋耀如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为自己的事业整天东奔西跑而不知劳累。在美国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也让他的工厂管理效率更高。

当时的传统中国人还有不少懒惰和不重视时间的毛病。宋耀如尤其对不遵守时间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和几个三合会成员约好了谈事，结果遇上下雨。等了半天对方也不见人影，宋耀如一气之下冒雨跑到他们住地，也不顾有些人在会中的地位比自己高，大声责问为什么不遵时守约，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

和会中长老发生争吵，也只有宋耀如这样受过西方教育又性子急的人才敢。这次争吵反而提高了他在帮会兄弟中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十分良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盈利。随着影响的扩大，西方人都知道有一个“印《圣经》的宋查理”了。他的工作效率和经营能力开始被人关注，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为他的名气而交给他经营，宋耀如还获得了该厂的一些股份。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宋耀如结婚几年了，当初因为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夫妇一直不敢要孩子。宋耀如和倪桂珍都受过教育，深知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的重要性。为了避免贫困的生活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两人一致商定先不要孩子，等有经济能力了再生。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建一所新房子，并要生一个孩子，为他们美满的生活增添乐趣。

当即宋耀如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不解，都说他又把在美国所养成的洋观念带到了上海，就像他在饮食上的美国化。

在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来淘金的外国人。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了通商口岸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的人口向这里聚集。有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的，也有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的。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渐渐的就有不少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产生。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地方官府又因为租界的限制，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因为租界的管理相对较严，当时的有钱人建房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

现在宋耀如所选的建房之处虹口，当时还是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这当然要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宋耀如自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可以把房子建成很有现代气息的别墅。四周一片田园风光，还可以为将来的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和玩耍空间。

房子建好后，他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还帮助他们建房，从此这一带很快就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当初这里的地价很低，他搬往别处的时候，已经大大升值，光是出租房子就可以给宋家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了，而且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