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旁边小心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开门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哭声，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对于汪精卫念的那份遗嘱的草稿，国民党编写的党史上称，是汪精卫起草的。可是，张继在其回忆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总理临危时，于佑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稚晖以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方决定“遗嘱”二字，原稿由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亦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亟应更正。

于佑任也多次讲孙中山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并称遗嘱完成，吴稚晖“与有大力焉”。

不过，吴稚晖本人倒一直没有说遗嘱是由他起草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对遗嘱中有“联俄”等语极为不满，企图借口这份遗嘱是伪造的来推翻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政策。这年四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右派分子邓泽如跳出来大声叫嚷说:今天一个遗嘱，明天一个遗嘱，遗嘱太多。吴稚晖与之争辩了几句，邓说不过，便骂吴是汪精卫的走狗，结果两人对骂起来。

邓泽如为了达到否定孙中山遗嘱的目的，有意把事情闹大，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孙中山的遗嘱是伪造的。接着北京有影响的报纸《晨报》又称，对于邓泽如之说，至今没有一个人提出反证，足知邓说之可靠。一些为军阀政客把持的报纸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针对邓泽如对遗嘱的攻击，吴稚晖写了一篇长文:《答邓家彦书》，其中说:“就是那遗嘱，汪先生说:如何是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推汪精卫属稿，皆是不错的。”认为说遗嘱是为伪造之说纯是无稽之谈。文章除了批驳邓泽如外，并未承认是他起草了遗嘱。

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对等候在病床边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签字。”汪遂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孙吃力地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署笔记者。

三月十一日下午，孙中山在微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声音中，心力逐渐衰竭，脉搏细如游丝，延至次日上午九时，溘然长逝。 (摘自《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