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没找到周恩来，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并未引起重视。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在狱中，他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战犯，然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后的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综合《文强口述自传》、《毛泽东表弟文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