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19日出版的《重庆团讯》当年第3期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江竹筠》(连载之一，编者按称选自即将完稿的《锢禁的世界》)，其中描写江姐受刑的情况是:

绳子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子从她的指尖钉了进去……竹签插进指甲，手指抖动了一下……一根竹签钉进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了出来……

1959年1月10日出版的《红领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其中写道:

刽子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对江姐受刑也是这样描写的:

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冷水的声音。泼醒过来，就又钉……

以后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受的这种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样。歌剧《江姐》第六场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在下令对江姐用刑时狂叫着:“把她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

这样的细节，的确给人印象太强烈、太刺激了。因此许多人一提到江姐，就会想到竹签子“钉手指”。

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罗广斌他们怎么可以在宣传烈士事迹时不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苛责罗广斌等人。因为在当年，他们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历史学家，都只是年轻的共青团干部。那时他们的职责和心愿，只是为了教育青少年，为了千方百计启发青少年的“阶级觉悟”和“反美”情绪而进行政治性的宣传鼓动，他们不是作严肃的历史研究，更不懂什么“学术规范”，加上当时强调的是“政治第一”，文艺、教育等等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那样的大气候中，他们难逃历史的局限——请想一想，有的深通历史、深请学术规范的专家学者还有意剪裁、虚构历史来迎合政治需要，更何况他们这样的“激情燃烧”的共青团干部?因此，他们在宣传讲演中没有拘泥于历史细节的真实，想的只是为青少年讲“革命故事”，而且要尽可能讲得生动感人。罗广斌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就是有名的“故事大王”，讲起来更善于作艺术性的加工、渲染。这样，他们在讲演中就陆续加进了一些虚构的、夸张的内容，以后又写到了作品里。

其实，真实写出江姐当年受过的酷刑不是“钉竹签子”而是“拶指”，也并不会就贬低她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当年在“教育(或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下，为了“革命的需要”，对历史真相竟可以随意进行修改甚至虚构?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已经看到，后来有人把20年代安源工人歌颂领导他们罢工的李隆郅(李立三)的民歌改成了歌颂毛润之(毛泽东)；把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负责人朱德改成了林彪；甚至把井冈山时期的珍贵文物红军布告上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陈毅的名字用香火烤掉，造成人为的“破损”，只留下党代表毛泽东一人的名字……把这些教训联系起来，不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吗?

历史，毕竟不应虚构——不管是以什么名义。 听说今天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馆的讲解中，已 经不再讲江姐被竹签子“钉手指”了。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恢复，也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