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正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其时，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需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予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微有些麻烦，因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三千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巧寻“保护伞”

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作了华益公司的“保护伞”。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经理。说来也巧，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纱到上海抛售。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正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经理。

中兴公司当然是个“官倒”公司。原来李弥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少。

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结果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