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二百公里，在1944年的反攻中，中国军队动用了美式或半美式装备的十六万军队，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以阵亡三万人的代价历时七个月重新夺回。多少亲历者都在讲那样的地形如进攻者的绞肉机般凶险，可他们真的忘记了吗，就是这段路，当初的日军用了多久从边境打到江边呢？每一次说起来都让人想替他们放声大哭，二天，只是二天！那么多军官的回忆录，没有一个军人对这二百公里的抱头鼠窜有过哪怕一句自责，多少同胞丧生于那次完全未遇抵抗的外敌之手，这样的一次羞耻是一万次胜利的反攻都无法洗刷的。

父辈打不过敌人是无能，还诿过于盟友是无德，儿子辈的我们未经实证就跟着起哄是无知，可两代人一起捕风捉影的骂人家几十年就是无耻了。如果我们在今天还没有勇气与胸怀面对历史，总有一天会和当年没有勇气阻击凶悍敌人的父辈比肩在真相的阳光下汗颜。对于走向复兴的民族，想明白什么应当引为羞愧比鼓吹虚幻的荣耀重要太多。

2004年，我们几个人有意离开平坦的大路，去一小段一小段地寻找几成荒陌的那条生命线。在澜沧江昌淦桥旁的江边，有隔江相望的两道老公路。叔亚告诉我们:对面完全荒弃的那条，在1942年的远征之后就改到这一侧来了。孙敏对杨延康说:你父亲出征，可能走的就是那边。一句话，五十岁的杨延康黯然神伤，眼眶马上红了。

1942年初春，年轻的杨爸爸在陆军第五军汽车兵团的某个单位任文书。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连队里那是有文化和位极兵头的标志。他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延康告诉我们，只知道父亲后来是从印度坐飞机回到云南。对于别的战争故事，父亲从未讲过。其实有这一句就足够了，因为他终生都讲不尽兵败野人山那一段的苦难。那样的惨痛绝不仅是个别将领的固执与狭隘所致，那里边有宿命般无法改变的精神烙印，那比火烫上去还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上千年的文明优越和冰火两重天的民族耻辱中反复浸润的每一颗中国心里都有，其实直到今天。

最大的悲剧反而不在当年死去或已陷死境的十万官兵，无论胜负，他们毕竟是堂堂正正的为国出兵。回到云南沾益的杨爸爸与同在军中医院当护士的杨妈妈相爱于后方，并在奉调回贵州安顺后成了家。那时充满报国激情的他们做梦也无法预想，杨爸爸本就九死一生的短暂从军经历却像永不消散的乌云一样笼罩了自己一生。延康年轻时想必英俊非常，但是他没有参军的资格，他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在当时也都自动丧失所有可能让人活得像个人样的资格，那样的玻璃天花板下苟活着无数杨爸爸和他们的子女，他们本该为自己家族献身于民族独立战争而骄傲的。延康酷爱文艺，阳光一样的嗓子，连在中学文艺宣传队里演个后来参加了解放军的大春都不行。

在澜沧江边，我们几个人默默地在那条老路上致哀。1942年溃败的阴影在两年后就被反攻的车轮辗的无影无踪。没有人愿意重提那段不光彩的往事，用中国式的思维，是既不愿也不允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可我们把该记住的都记住了吗，我们的反攻真像戏里面一样威风吗？

在澜沧江昌淦桥近旁的另一条江上，还有一座完整如初的美军工兵架的钢桥，悠长的岁月似乎全然与它无关，六十多岁了连皱纹都没有。在一端的斜梁上有凹痕，那是整个桥身唯一的损坏，据说留下那个脸盆大凹痕的卡车完全撞烂掉了。我想起怒江和澜沧江上那些比工兵桥年幼许多的小弟，那几座叫做“红旗”、“东风”的似乎更应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桥，都或者经历了几次大修，或者只放单行，汽车小心异异地在凹凸不平的桥面上一颠一颠地跳着舞前行。只有这个漂泊来的弃儿，仍然像小伙子一样伸展着毫无老态的脊梁。

在滇缅路上据说曾有九十多座这样的钢桥，全部架设于1944年反攻前后，钢结构件从美国运来，记得这一座是马里兰州的钢厂制造的，由援华的美国工兵部队架设。除了从江底码砌起来的石桥墩，全部钢铁构件可以快速拆卸掉，运到新的战场再行组装。我奇怪那么多的桥为什么只看到这一座。他们告诉我，全部都在越南，七十年代援越抗美，那些当年为着中国抗战而建的美国军用钢桥，都重行架设到越南的河网上运送打美国人的弹药去了。

我们真应该在这座桥头用上好的钢材铸一面纪念铭牌，告诉今天的中国人这座桥的来历，也顺便讲一下另外几十座的去处。工兵桥和昌淦桥的直线距离还不到一千米，加上还有老功果桥的残墩，两江交汇处，水急山高，天青如洗，又保存有一段尚称完好的滇缅公路，是建遗址博物馆的好地点。就这么小一片区域，有多少故事可以讲，可以让后辈亲睹。可惜为着一座正在兴建的电站，此地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还有一件与1942年的远征相关的事件必须澄清。在云南有一位参加过远征军200师的老人称:戴安澜将军遗体返国后，腾冲县长张问德亲率全县民众沿街拜祭。他告诉那位采访者，这些事情都是他所亲历。事实上，戴安澜将军辞世于5月26日，在此之前十六天腾冲城即已陷落。所以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回国根本没有机会经过腾冲，那时退休县长张问德也不在已经陷入敌手的县城里，而正在逃难的路上。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章东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