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大军中待命出征的200师曾短暂驻扎保山市板桥镇。后来也投笔从戎的刘志声老伯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军纪，板桥街上有三百家茶馆，但茶馆里没有一个军人。”老人还告诉我们，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留下身后一片清名，随军出征的物资除了必备的弹药粮草，刘老伯说，还有从保山征发的几万具棺材。震撼之余，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那条二千里路的漫漫征途上，真要带着上万具棺木，至少需要几万民夫换着抬，根本没可能。棺材一定是带了，但那更多是宣示誓死杀敌、马革裹尸的绝死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军用无声的视觉语言晓谕三军，老子连棺材都准备好了，绝不苟且偷生，弟兄们一起拼命上吧。

抬棺上阵是古老中国的勇士面临绝死之战的惯常做法，基本上是吓唬对手的。可惜这一次不幸应验了这个黑色预示。大约四个月之后，出征之初国内媒体捷报频传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遗躯回到祖国，不过他没能躺在保山人支前的棺木里，那条归国道路之艰险，已容不得长眠的将军安卧棺中。既便如此，对比同在第一次远征中死国的数万同袍，戴师长已是唯一的幸运者。

近两年，随着对滇缅战场的关注升温，越来越多神话般的传奇像神灯里的巨型魔鬼一样跑了出来游荡，例如中国军队始入缅的煌煌战绩；英国人卑鄙自私导致的满盘皆输以及战场统帅史迪威将军的指挥失当。总而言之，按照相当一部分“知情者”的逻辑推导下去，如果让中国将领如孙立人、戴安澜率领远征军放手打下去，十几万侵缅日军似乎还不够英勇的国军收拾的。

我从内心里深深地渴望着已经确实发生的惨剧其实真如神话般美好，但可悲的是那件天大的事不可能重来。而且，其实更可悲的，即便一切都按我们的美好愿望重新设定规则再来一次，那场发生于1942年的中国远征军的大溃败，仍然不可能改变本质上的结局。

今天那么多的人沉湎于200师在缅甸同古歼灭精锐日军一个师团的故事，仿佛这个历史真相是被近几十年的政治气候遮盖的。其实，这在当年就是抗战中屡见不鲜的假新闻，和1958年的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没有半点差别。以当时的中日两军战力对比，中国的一个师，哪怕是满员的、号称机械化的精英之师，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吃掉日本陆军一个整编师团。而在同古之战，确实只是戴安澜的一个师独立防御，他何以能顶着三个航空中队的日本飞机，以11000官兵和仅有的三辆坦克来歼灭超过20000官兵、二百三十门火炮和四十辆坦克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呢？小学生都算得清这个账。

孙立人将军的仁安羌之战则更不可称之为“大捷”，新三十八师是以突然的猛烈攻击使包围英军的日本防线出现缺口，为被困英军突围创造了条件。这场袭击的发动目的即是援救英军撤退，何况参战部队只有一个团，怎么可能在一场突击中歼灭日军上千人的一个大队。因为孙立人部队打的即是合围日军兵力并不雄厚，无力抵抗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赌的则是日军已连续击败英缅军和中国远征军，算计着没有谁再敢动手。胜利来自我们的勇气和敌人的局部失算，这样暂时的优势不足以让总体劣势的中国军队“歼灭”任何成建制的日本军队。

孙立人与戴安澜获授美、英两国的勋章则更多的是因为军人的勇气而非战绩，这在注重程序正义的国家是显而易见之事。孙立人将军接受了英国颁发给他的勋章其实恰恰旁证了另一件越传越凶的流言是不真实的，即英国人扔掉正在战斗的中国盟友，卑鄙地悄悄逃跑了，并由此造成中国远征军被包围和死伤惨重。因为毕业于美国军校的孙立人将军绝不会接受来自背叛者的奖赏。

为着保卫滇缅路的第一次远征，最值得我们反思的不是所谓的二次“大捷”，也不是注定来临的失败，而是十万之众的中国精锐之师比打输了架的村妇还不如的脓汁四溢的大溃逃。

海明威说: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毁灭。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令人着迷的话，但总是不能透彻的想到玻璃一样的明白。一直到踏足这段历史才顿悟，1942年的中国远征军，除了孙立人所部，全数都不仅是失败，而是毁灭了。在那次溃败中，我们的军人只有一个标准，只要跑的比老百姓快就行了。我并不痛恨中国军队的那次失败，我痛恨他们败得没有尊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虽败犹荣”，讲得就是你虽然打不过人家，但能够像条汉子、像个男人似的站在那，哪怕浑身是血满地是牙。

中国军队的损失惨重，一是没有保护好退却的必经之路，至使腊戍、密支那均为日军占领截断；二是大量高级将领放弃指挥，只顾个人逃命，进而使本就支离破碎的军心军纪彻底崩溃；三是最关键的一点，没有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战场命令，全部成建制退入印度，因为在战场全面失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大比例的伤亡，而且走向印度是唯一相对安全的道路。所有这些，全都和英国人的所谓“无耻行径”沾不上边。缅甸战场的中国最高长官罗卓英上将强行征用列车逃跑，发生火车相撞，使本就极为珍贵的铁路运输中断两天，这个两天是多少军人的生命。负责防守要塞腊戍的军长甘丽初在腊戍失守当日，不仅未组织全军立即反攻，趁敌人立足未稳夺回咽喉，而是弃城逃跑，还拉上了另一个本已驰援至边境的军长张轸。

在没有依据的前提下，不要嘲笑甚至咒骂同一战场的英国盟军。虽然我不敢说那次战败一定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自己的溃败绝不能诿过于人。在我贫乏的对英军的了解中，他们从来不会在撤退时与自己的平民同胞甚至妇孺争路逃命。在缅甸同样是兵败撤退，英军没有一支部队变成散兵游勇。在比缅甸更险恶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中，没有一位军官放弃自己的部队，也没有一支再小的部队不服从命令。孙立人将军解救被困英军，是他作为军人必须执行的战斗命令，也是同一战场盟军应当肩负的责任，我们根本不必把这件事情当成施予的恩德来叨叨。在敦克尔克大撤退中，法国第一集团军负责断后，掩护更多的英军撤离，使同一战场的法军伤亡惨重并被德军俘虏四万余人。我们有谁听到或者看到法国民众在网络上对英军的“不义”喋喋不休的辱骂或者提醒英国佬感恩吗？

在缅甸失利说是英国人让我们去晚了，在滇西打都不打能记谁账上呢。日军5月3日攻占国门畹町，5月5日即抵惠通桥，半步之差，人家差点把整个云南顺手打下来。在从芒市到惠通桥的二百多公里山路上，攻入中国的日军竟未遇一兵一卒抵抗。我们专门去到当年的老路，那本就是上天为侵略者准备的坟场，陡然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墙一样立着，公路就是从垂直的巨墙上挖出来的一道槽。尤其黑山门险段，离被弃置在边界任由日军接收的堆积如山的炮弹与几千桶燃油近在咫尺，只要几车运来轰塌一面山，哪怕堆起来烧，别的什么都不干，日本的机械化步兵就得停顿，起码也可以让逃难的百姓先走个三五天。看着本可步步设防的天险雄关，可惜的是，数以万计的败军，没有一张军官的嘴下过这么简单的、而且不会妨碍自己逃跑的命令。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兵，在从未到过的陌生国度，就像在自家后院捉鸡一样追着我们全副武装的成建制军队，这是我们中华武魂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