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案未被苏联接受。不过苏驻中国外交官加拉罕，在给驻在中国的情报人员雅·达夫强的信说:“不但要从孙中山本人的讲话，和通过其他谍报员所获得的情报，去了解他在其统治区的情况，而且还要通过我们的谍报员和代表，直接了解。”达夫强身份是全俄情报机关谍报站长，领导中国10个谍报站。在北京一年后，他已经说“几乎掌握整个中国的情况”。到1923年5月1日，苏联才致电孙中山表示，可以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主要派军事、政治顾问。

1924年，中苏才把外交机构升格为大使馆，达夫强当上正式大使。

这时，苏联向孙中山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参观，孙中山却委托蒋介石于9月2日前往，代表团里还有共产党员张太雷。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左右，接见他们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加里宁、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因为中苏语言有很大的障碍，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建议，在苏联开办专门训练中国人的学校。结果，后来把中国学员分到苏联各军事学校。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政治学院、高级炮兵学校等都开设中国班。送去学习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国民党员、冯玉祥的追随者等，国共两党的人数一样多。从1924年到1927年，共派出135名，其中40名派到冯玉祥部队。但苏联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向公众隐藏了公报里的一段话:“孙中山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尚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所必需的条件。”

鲍罗廷与同事合作不好

由于中国方面需要苏联直接派高级顾问，1923年8月2日，根据斯大林建议，再派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孙的政治顾问。苏这时的大使加拉罕写信给孙中山:“鲍罗廷同志是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多年的我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您不但可把鲍罗廷同志视为政府代表，而且可以视为我的私人代表，您可以像和我一样和他友好交谈。”

1923年8月，39岁的鲍罗廷，跟随加拉罕先来到北京，找到张作霖谈话。再到上海，找到斯托亚诺维奇(因为他长期在广州住)，特邀请他担任自己的顾问团成员(所谓顾问，其实是各种情报及从现场探听到事件真相的提供者，受着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情报总局等单位的领导)。斯托亚诺维奇时而到天津，时而到上海，时而到广州，他在《琐事录》里提到:“赴华南出差。以盐商作掩护。联络广州工人组织、大学生。”

10月6日，鲍罗廷乘小船到达了广州。在一份《驻中国军事顾问与情报部的关系细则》的文件中，对教官的工作清楚地进行了说明，规定“教官应写详细的日记，记录自己所作的一切，会见的所有人员、进行的所有谈话和留下的印象。”每月还要报告一次“自己部队和敌军的情况”“对于各种军事集团、相互关系及其同外国人的关系”……从1924年初开始，苏联甚至出版俄语杂志《广州》，刊登在广州工作的顾问的文章，一共出版10期，用手摇印刷机印的， 每期印几十册。不过，鲍罗廷和其他人并不合作，以致苏联情报机构批评他“力图使广东和广西的工作避开加伦同志，直接归他领导”，这是不正常的。古比雪夫对鲍罗廷意见更大，说他的“工作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害无益了”。

尽管如此，苏联派来的大批人员，还是在中国搜集了不少情报。

苏联顾问的结局

苏俄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石龙去世后，苏维埃决定派另一位将军加伦，这是他的化名，真名是布柳赫尔，担任中国南方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布柳赫尔与孙中山第一次谈话，在苏联军事教练舰“沃罗夫斯基号”上，孙中山与他谈了几个小时，最后说:“请留下吧，我们相信您！”

布柳赫尔到广州，加强了广州的防御和南方政府的军队建设。他致电俄国:“必须紧急完成‘蒋介石师’的组建，以便创建广州军队的坚强核心”。至于工农运动等，是没法保持苏联的影响，他只是希望国内给中国一些大的援助。

为此，才有1924年12月，由“沃罗夫斯基号”运送武器到广州(请参看《羊城后视镜》第3集《“沃罗夫斯基号”的神秘之旅》)，提供给黄埔军校与广州政府军队第一突击师。据回忆，仅1926年10月，苏联供广州的武器有:飞机24架，野炮157门，山炮48门，迫击炮128门，重机枪295挺，步枪73993枝，手榴弹11万枚，步枪子弹1.24亿发，炮弹5万发……这些枪支弹药的质量，超过中国现存军队特别是军阀们的武器质量。那时，所有军阀都没有飞机，苏联还贷款1000万给广州开办中央银行。1939年，蒋介石要求苏联政府再派布柳赫尔来当自己的助手，这时斯大林才答复，布柳赫尔受日本女间谍诱惑，已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