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牺牲得如此惨烈,激起了西方舆论的巨大的反应,1903年9月14日《大公报》披露:“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皇太后迫于各公使的压力,装出了鳄鱼流泪般的“仁慈”和“悔意”。烈士牺牲后,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可以想见,沈荩的牺牲也给了莫理循极大的心灵震撼。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他站在英国人利益的立场上,早已看不惯俄国在中国东北坐大的态势。在莫理循收藏的照片里,有在1901年前后的旅顺口照片,还有不少俄军驻扎在满洲地区的照片,就可见一斑。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沙俄乘人之危,以兵相胁,软硬兼施,逼迫中国地方官员密订《奉天交地且章程》,企图将中国东三省变成黄俄罗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获得情报,立即于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报》上披露,引起国际舆论和清廷一片哗然,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拒签订约,斩钉截铁地对沙俄帝国说:“不!”使沙俄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阴谋没能得逞。

两年后,沈荩做的事,也是莫理循希望做的事,当他得知沈荩烈士牺牲时,在照片上工整的题字,满载着莫理循对同行的崇敬和对烈士牺牲的悲愤。这位牺牲的同行比他整整年少10岁。莫理循积极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呼吁俄国的天敌日本与俄国对决,以达到制衡,促成了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但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莫理循又不满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径,不惜与《泰晤士报》上司交恶,报道的笔端转向抨击日本,并提醒英国政府,日本威胁了英国在华利益,以至后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

1912年莫理循当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但他此前16年《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影响力,远此他当顾问的影响力大得多。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沈荩的冤死与英敛之办《大公报》

(一)

鲁迅在1936年10月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章太炎1903年9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首诗。诗句悲愤填膺，溢于言表。其中一首是有关沈荩的，照录如下:

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随后至武汉，致力自力军运动，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事败后，赴上海，后潜往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引发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群起反对，被逮捕杖杀。”

沈荩其人其事，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