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不到3年的任期里，发生了第一次海湾危机、南北朝鲜进入联合国、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等很多重大的国际事件。

“和各国外交官在一起工作，逐步了解了他们的心理特征，关键能把在各个问题上的投票票数搞到手，这是在联合国舞台上外交成功的关键，而那个时候，自己就是朝这个方向做的”，李道豫说。

61岁那年，李道豫走马上任驻美大使，而在那时，也正是中美关系低潮时期。

熟悉当年中国外交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调李道豫去任驻美大使，看重的就是他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可以和美国政府周旋，没有“三两下”，谁敢去冒这个风险?

“必须要交很多的朋友”

当时克林顿政府刚上台，就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让刚履新的李道豫深感如履薄冰。他说，“一切充满了变数，而一切又是那样的敏感，我明白，工作稍有不慎，就会使祖国的外交处于被动。”

面对棘手问题，李道豫一方面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沉着稳重地传达中国对这些事件的立场;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自己亲和、热情的态度，与更多的美国人交朋友。

“当时国际形势很复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加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美国掀起了反华浪潮，美国政界不少人认为中国将是下一个倒台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认为对华关系并不重要”，李道豫回忆说。

李道豫说，“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交涉上，要多交朋友，特别是在推动两国关系进展时，必须要交很多的朋友。”

最惠国待遇是经济范畴的问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前，这是与美国发展平等贸易的重要法律依据。

那几年，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审议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顶住压力，每年都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克林顿在此问题上却是“铁板一块”。

李道豫说，“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中国是绝对不会向美国妥协的”。

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李道豫会见时，却不时对中国施加压力，说什么“你看，钟表指针在滴答滴答地走。”意思是说时限快到，中国这一年里要是不让步，就等着最惠国待遇被取消。

李道豫认为，中国的广大市场是美国工商界热衷追逐的，美国如果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对其利益形成巨大冲击。

因此，他与美国工商界广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