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大约生在康熙末年(1715年)，卒于乾隆盛世的1763年，《红楼梦》就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写成的。它开篇写贾雨村和冷子兴评点宁荣二府的历史命运，读来宛如上述王朝由盛而衰的辩证法的隐喻:

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文学的象征性叙述背后，小说《红楼梦》中确实也包含着对于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透视，这种社会-经济分析，成为隐藏在家族兴亡故事背后的隐线，甚至成为小说叙述的“伏笔”。例如，小说开篇即写宁国府的管家媳妇秦可卿死后，托梦给唯一一个“能运筹谋划者”王熙凤，告诉她贾府的振兴之道是以祭祀和家学之名置办祭田和学田，收取地租--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井田”、“公田”和“学田”制度，它折射着康乾之间，朝野上下围绕着恢复“田制”、借以重兴“民兵”的辩论。但是，对于清王朝来说，除非到了山穷水尽，采用乡勇、民兵而代替八旗兵制，那就是绝对不能考虑采用的制度。这就仿佛对管家的王熙凤来说，弄钱最快的办法是利用职权和关系帮人办事，以从中收取好处费。这也就是她自嘲的“担着祖上的虚名，做个穷官，弄点钱勉强度日”，而这其实就是极至地描写清代的优待功臣的“宗室制度”所造成的后果，--预示着宗室制度的崩溃和堕落。

非但是宗室制度下寄生虫阶级日渐庞大，“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而且，正如中国康乾盛世的“小农”并不是英国的“农奴”一样，《红楼梦》里的奴婢其实也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奴”，如胡适所说，她们甚至也要求在“情感上”得到重视和满足。结果统治者们也只能四处标榜“仁政”、人情乃至“痴情”，比如说，就连送走一个丫鬟，作为“主子”的贾宝玉都不舍得，其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最终应了“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辩证法。这大概就是后来的读者在《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只有仁政、痴情、人情下面的钩心斗角、贪赃枉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造成清王朝和贾府最终崩溃的，确乎不见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力图维持各个阶级、阶层矛盾均衡的“盛世”，在鸦片战争中，如同被一根稻草压倒的骆驼，从内部崩溃瓦解而已。而实际上，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内藤湖南的清史研究给我们提供的共同结论。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是指通过对内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对藩邦尽可能实行“统而不治”的方式，精心维持的庞大疆域和内部矛盾均衡，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仿佛只是举一击之力，就很容易地打乱了这种统治的平衡或矛盾的均衡，并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最终造成了清王朝从内部的逐渐崩溃。实际上，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王朝真正关心的不是与英军作战，而是英国的军事冒险对于清王朝维持内部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而清国家在广东、浙江地区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买办商人对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因为爆发危机的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历史上就是“重商抑农”的地区，小农拥有的土地很少，既不能靠土地谋生，所以民众“守土重迁”、“保家卫国”的观念原本很差，作为涉及海外贸易最深的地区，这里又长期是国家进口白银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和买办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区。对英国进行战争，尤其不符合这些买办商人的利益。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的，竟是那些与沿海买办商人相勾结、并代表他们利益的大臣们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22年2月上奏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会产生十大“可虑”，其中最可虑者却并不是英军，而是国家税收之筹措:“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结论竟然是:与其耗费大量军饷调集大军与英军作战，不如一次性向英国赔款，后者不过是白银几千万两，而前者很可能就是无底洞。何况这么打下去，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漕粮的征收，“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既然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照顾沿海各省商贾利益，才是盛世的目标，于是，根据代价和收益的精明计算，选择向英国赔款讲和，显然最符合“盛世政治”的路线正确。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沿海买办、包养宗族、节制鸦片贸易方面，而并没有把整顿日益紊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军事制度、打击沿海地区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地方势力，作为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针政策，更没有意识到货币体系的紊乱、财政上对于沿海买办商人的依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败对于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而鸦片一战，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许多开辟历史新局面的事件，“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