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烹法“红烧河豚”

关于河豚的吃法，在宋朝是与荻芽做羹，此法延续至今。而加酱红烧的河豚，则大盛于明朝，即使时至今日，仍为主流做法。据说本法乃常熟的“牙行”经纪人李子宁所精制，其味之佳，一时无两。

李家的红烧河豚，须先制酱。其法为:“前一年取上好黄豆数斗，凡发黑、酱色、紫荤、微有黑点者，皆拣去不用；豆已纯黄，犹须逐粒细拣；然后煮烂，用淮麦面拌作‘酱黄’，加洁白细盐，覆纱罩在烈日中晒熟，收入磁瓮，上覆磁盖，用油火封口，藏到第二年内，名之为‘河豚酱’。”

而在整治河豚前，须先载来极洁净的江水数缸，凡漂洗及入锅，皆用江水。俟整治时，先割其眼，再夹出腹中鱼子，自背脊下刀剖开，洗净血迹，其肥厚处，一见血丝，则用银簪细细挑剔净尽，一丝马虎不得。

接着是剥皮，皮不可弃去，下沸水中汆，一滚即捞起，以镊子箝去芒刺，随即切剁成方块，再连同着肉与骨，一起用猪油爆炒，然后下“河豚酱”入锅烹煮。且谨守古训，讲究在揭锅盖时，必得先张伞，否则热汽上冲，有烟尘落入锅中，食之者必死。当然啦！以今日视之，乃无稽之谈。

又，红烧河豚，必须烧透。其试验之法，只消用一根纸稔蘸汁，如能点燃，便是透了；否则未熟。换句话说，要烧到水分都已蒸发，仅剩下一层油，一点即燃，才算火候到家，可以据案大嚼，吃个痛快。

自从李子宁发明此烧法后，河豚“每烹必多，每食必尽，而卒无害，以是著名于时；年年2、3月间，朋党辄醵钱聚会于其家，上下匆忙，竟似以河豚为一年大事”。其影响所及，以致“春时筵客不得此为不敬”。

以河豚和荻芽作羹，与红烧河豚一样，皆肥鲜无比，酥醇不腻，食后回味悠长。清代名词人朱彝尊曾享用过，作《探春慢词》一首，颇脍炙人口。其词云:“晓日孤帆，腥风一翦，贩鲜江市船小。涤徧寒泉，烹来深院，不许纤尘舞到。听说西施乳，惹宾客垂涎多少。阿谁犀箸翻停，莫是生年逢卯。闲把食经品第，量雀鲊蟹胥(即蟹酱)，输与风调。荻笋将芽，蒌蒿未叶，此际故园真好。鬬鸭阑边路，猛记忆溪头春早。竹外桃花，三枝两枝开了。”

比较起来，柔滑其肌，其味甘旨的河豚，不仅中国人爱吃，在日本好此道者，亦大有人在，虽百死犹不悔。

早在1590年时，丰臣秀吉征伐高丽，军队集结于下关，兵士食河豚，因整治不得法，死了许多人，险些溃不成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酣，日军在西澳的远征军，食河豚不当，造成400余人丧生，战力大打折扣。而今在东京上野公园里有一座纪念碑，纪念一些吃河豚而枉送性命的老饕，郑重其事，莫此为甚。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处理河豚，须经通产省考试及格，俟取得执照后，方能执业。

苏轼念念不忘河豚鱼

苏轼有首关于河豚的诗，乃《惠崇春江晓景》，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际杨花扑面，节近清明，正是品尝河豚之时。说句实在话，这位大老饕如果吃的是日式制法，无羹汤鲜腴肥润、湛然香暖之乐，他是否会拼死吃河豚，恐怕大有疑问。不过，适口即珍，只要吃得对味，都是一等一的。

已故知名作家汪曾祺曾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就苏轼这位大老饕来说，确实也是如此。

比方说，苏轼贬至惠州时，初食牡蛎而觉味美，还致函其弟苏辙说:“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其味。”看来他意欲据此味为己有，且以禁脔视之了。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亦是此时的名句。且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即云:“似闻江瑶听玉柱，更喜河豚烹腹腴。”并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瑶柱(即新鲜干贝)、河豚鱼近之耳。”看吧！他老兄有荔枝吃，还念念不忘江瑶柱与河豚鱼，这种“吃一看二眼观三”的本能，非大老饕万万不能达到此一最高境界，让人艳羡不置。

等到苏轼贬往儋州(即海南岛)，因当地的生活条件很差，“至难得肉(指羊、猪、鸡)食”，只好在土人“荐以熏鼠烧蝙蝠”后，终尝其味。按熏鼠即果子狸(玉面狸)、白鼻心之属，虽为野味，却是佳味，亦可见其口福匪浅。

偶读《觚剩》一书，其上记载着:“味之圣者，有水族之河鲀，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之玉面狸。河鲀于桃苏春涨时，盛鬻于吴(今江南)市，偶中其毒，或至杀人；荔枝初擘绛囊，状若晶丸，液玉染指，啖之甘芳溢口；玉面狸以果为粮，至秋乃肥，面裹蒸食，脂凝无渗。”书中以河豚、荔枝、果子狸为味中之圣，苏轼非但一一尝过，而且深得其中味，以“笑傲食林”誉之，绝非溢美之辞。而我这个老饕，亦有幸品尝此三个至味，竟可比附先贤，当是人生一快事也。

(摘编自台湾《历史月刊》259期 文／朱振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