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史学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大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而农民起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祯年间的赋税之重，催征之苛都超过了前代。实际上早在马懋才备陈灾荒的第二年——当时的李自成刚刚举事，只是“三十六营”中的一个小首领——职方郎中李继贞就上书崇祯请求赈济陕北饥民。他认为“如此，则民之已化为贼者，将还化为民；而将化为贼者，且永不为贼”，但崇祯贪吝，只答应给十万。李为他算了一笔账，一个饥民一两，只可活十万人，而当时“斗米七钱，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请求皇上拿出“内帑”，“活数十万生灵”，但崇祯说什么也不干。李因之忧愤而死。

加征当然不自崇祯始，万历末年就有“辽饷”，但以崇祯时为最苛繁。先以辽东战事紧急加征“辽饷”，后因农民起义声势日壮，崇祯又降旨征收“剿饷”:“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话说得可怜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们竭力鼓吹。实际上，“勉从廷议”不过是“装处”而已，原定“暂累吾民一年”的“剿饷”并没有在一年之后结束，而是随之就成为“定额”。非但如此，仅仅过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练饷”，意即因清兵内犯加征的练兵军饷。三饷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种“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为匪为盗，聊以度日了。

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④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甚至到崇祯十七年，离他上吊只剩一个月的时间，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已逼近北京，他还念念不忘征收钱粮。在一封专门的“催征敛”诏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边饷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赃赎而缓钱粮，不严赏罚何以劝惩？今内责部入，外责巡按，痛禁耗羡。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⑤

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十年，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但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但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⑥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