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粗不宜细”的垦荒志

政权新建，国家平定，与不同对手之间进行的武装战争逐一获得胜利结束，人民军队部分人员的转型，一切都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理所当然的轨道上。面对荒野，面对严冬和酷暑，所有自然生存条件的艰巨性，以及物质匮乏等等困难，在军人这两个字的前面，统统轰然败退。因为国家需求，也因为对于这份“国家需求粮食”如是重大使命的遵循和理解，也同样因为对于为完成这份使命的急切和陌生，在农业生产摸索中产生过深痛的的失误和教训。

郑加真说道，将近60年的历史，再写几十万字、几百万字，也说不完道不尽；对于编写北大荒农垦史志，十年辛苦，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完整的，力求北大荒农垦史的递进脉络整理清晰，既谈成就，也不回避失误。上级编史修志的基本方针是，“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但在某些方面宜粗不宜细”。

现在定稿的北大荒农垦史，名字叫作《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计有80万字；历时十载，七易其稿，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正式出版，“全面系统地记叙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群的开拓和建设，是目前全国农垦系统的第一部志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叙北大荒开发的志书”。

在编撰北大荒农垦史志时，郑加真从未如此深入和深广地接触到历史进程细节，使他感觉，在完成“官方”史志的同时，还必须用自己这支作家的笔，记录这份辉煌和艰巨同在，歌声和血泪共存的伟大历史。从1995年开始，郑加真写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继而又写了《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练》、《崛起》)，比定稿史志的80万字还要多了30万字。郑加真觉得言犹未尽，继续写成的《中国东北角·拾遗》出版。郑加真作为对北大荒农垦历史“通天晓地”的人物，成为黑龙江另一位作家的笔下主角，记录这位“先军后民南人北国”人生的15万字，书名起得是很低调的，仅仅是“黑土留痕”。

我和郑加真谈到1958年的“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他说——

如果将1957年前的北大荒开垦，基本比喻为循序渐进，1958年的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则是暴风骤雨式的宏大举措。1958年3月，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针指导下，全会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于是，全军总动员。

一切历史都是当时的当代史，很难说，“十万官兵”这件事不带有当年“大跃进”的烙印。当年解放军号称500万人，脱下军服的10万官兵，占到全军现役军人的五十分之一，其中6万多人是各级尉官，这个尉官人数在全国尉官数量中的比例，我至今不知。这些人学有专长，年富力强。国家需要粮食，作为军人，他们就像枪一响上战场一样，立即奔赴疆场。他们中本来有多少人是可以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

30年来，我结识的命运曲折的战友无计其数，从他(她)各自的曲折经历中，逐步了解十万大军开发北大荒这个伟大历史背景下如此错综复杂的个人命运。我尝试着从成就和代价相结合的角度，来观察我的战友、我的荒原、我的军队、我的国家。这是豪迈的，也是残酷的。这是壮丽的，也是惨痛的。如此复杂的群体，如此巨大的转折，如此惊人的奉献和牺牲，如此高代价的移民开垦和高速度的大进军，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言辞和一般史书来表达了。

我说，北大荒农垦史多少年来不能定稿，是因为有些事情始终没有固定的“说法”，所以一直拖着。

郑加真解说，北京军事博物馆当初说没有找到十万官兵的番号，其实当年总局这一级也是空白。年代、事件、人物，还有大量的历史细节，基层的真实情景，农垦史办公室的人坐在办公室里，是得不到什么真实情况的。最了解情况的人，是下边农场的人。总局的人下去，跑得再细，也总是隔着一层。我就要求，每个农场都要搞一本场史，定好要求，定下时间，到时候交卷。所有的农场史都搞好了，交上来汇总，整个北大荒农垦史的大脉络，就都有了。“起码是有了抓手”。

后来，100多个农场的史志都交上来了。

郑加真缓缓打开书橱，一人多高的书橱里，“挤满”了黑龙江农垦总局所辖100多个农场的“分卷场史”。赵光、友谊、宁安、852、8511、洪河、汤原，等等，这些熟悉的场名，现在印刻在一本本场史厚厚的书脊上，闪动着朴素的光芒。

赢得未来，是牢记过去的最佳方式

我向郑加真提了最后一个问题:对于1968年后知识青年的“屯垦戍边”，你的农垦史是怎样表述的？郑加真拿出一本他主编的《北大荒画史(1947-1987)》。里面全是黑白照片，图文并茂。

1968年后，北大荒垦区，也就是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各地知识青年共计45万人。从1968年到1973年，垦区每况愈下，当年国家对兵团基本建设累计投资8亿元，而兵团累计亏损10亿元，平均每年亏损1.6亿元。这六年是垦区历史上经济效益最差时期。

1973年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

在将中国诸多城市青年的就业和生存压力转移到东北农场5年之后，50余万知识青年向国家伸手要饭吃的窘境，依然如旧。

我做过十年兵团农垦战士。当年口号“小镰刀战胜机械化”，言犹在耳。面对一个农场几十万亩丰收的小麦或大豆，愚蠢地放弃机械化收割，动用人力用镰刀在地里跋涉，真是人困马乏，遍地浪费。郑加真摆摆手说，1958年还有过“裤播机”，就是把人裤子的裤腿扎起，里边装满种子，再让裤子“骑”在脖子上，双手抖动裤腿，边走边撒地播种。“如果说因为客观原因，在大型机械无法周旋运行的地头边角，人工做点手工补充，那完全应该。只是，在艰苦奋斗的旗帜下，我们曾经那么僵硬地以为精神万能，牺牲万能，以太小局部的人力补充，作为全局性质的道德号召，这实在是违背科学。北大荒农垦史上有个巨大的教训，就是一批又一批地到来的垦荒者，但总不能避免地有部分的后来者，过于强硬地否定前人历经千回百转、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经验。似乎前人已经付出的学费不是学费，非得自己再付一遍。”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1997年，也就是北大荒垦区50周年纪念日，《黑龙江日报》以“黑土地的跨越”为题，报道了北大荒农垦的新局面:“位居中国农业机械化之先的黑龙江垦区，历经50年机械化、现代化的洗礼，正发生新的可喜的变化。”今天的垦区，正在筹备2007年垦区60周年纪念活动:昔日荒野已耸立起140多座农业城镇，垦区的粮食总产从1995年100亿斤增加到2005年的200亿斤，十年翻了一番，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到2007年的“60周年纪念”，还有两年时间，肯定也会有长足的增产，至于垦区粮食总产要达到300亿斤，也毋需十年。关键就在于以史为鉴，居安思危，重视历史上的经验和失误。

说到北大荒精神，郑加真回答，过去一直有16个字的说法，就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而我在开掘尘封的历史之后感到，对历史上做出贡献、值得关注的部分移民来说，还要加上一条，四个字:忍辱负重。

到达哈尔滨采访的日子，正值郑加真获得黑龙江省“终身成就奖”提名，他在赶写“自己的文字”。在2000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来到北大荒垦区视察，在被接见的18名垦区“三老”代表中，郑加真是唯一的“北大荒文化界人士”。

听着郑加真的讲述，看着挤满100多部农场史志的书橱，我感到一种阶段性质的安慰。然而，胸中涌动着最浓重的感觉，是历史尘埃的永不落定。北大荒农垦史已“宜粗不宜细”地编撰完毕，如是编史的原因:其一，中国需要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农场就是这样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其二，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先行者和后来人，都要记住今天北大荒农场在中国商品粮市场地位的艰辛来历。忘记过去意味背叛，而牢记过去的最佳方式，是把握今天、赢得未来。(新民周刊 侯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