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聂元梓近照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聂元梓近照

今日聂元梓

数年前，我认识聂元梓之前，先认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与他闲聊起来，才知道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告诉我，他妹妹已出狱，用了别人给她取的化名在做生意。我有研究“文革”的兴趣，遂去拜访聂元梓。聂元梓的住址，后边有个“宫”字。我凭主观想像，以为聂元梓做生意发财了，一定是住在“宫”一类的宾馆里做大生意。见面出我预料，原来这“宫”不过是借住的她亲戚单位一处宿舍楼的地名。她只有两间小屋，房子相当老旧。聂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到现在没赚到钱，乘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倒是贴进了不少。聂还告诉我，她出狱后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这些年是靠亲友接济，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聂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她说出狱后她差点儿病死。她不想死，也用不起贵重药，硬是靠自己练身、练腿脚，从病床上走下来了。“文革”以来，将近30年，戴着”反革命”帽子，受监管，劳改，干重体力活儿，坐牢，最难熬的日子毕竟挺过来了。

这十多年，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而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然而因有心脏病，不能轻易动手术。她经常上午步行加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觉得这对锻炼身体反而有益，心态大体是平静的。她的日常起居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生活。每天的饭食是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之类，全仗自己采购、烹制，有客人来，则添加一点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一派河南乡土风味。

她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她说，“相信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