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

《萌芽》杂志主编、著名作家赵长天的半自传文集《曾经》日前出版。其中记述了作者由儿时、读书到参军，再到如何踏上文艺创作生涯的往事。由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时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段最动荡的时代，既有朴素而明媚的青春记忆、革命时期的爱情，亦有社会大背景下的跌宕起伏。在30年之后，作者以一个作家的成熟笔调将那段年轻时的经历娓娓道来，把我们带到了逝去的历史场景中。革命来了，我们成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来的。事后看，实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大规模开展之前，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在一次会议上指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接下来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有教改，就有“四清运动”，就有京剧现代戏，就有学术批判……

1966年7月，突然宣布高考停止。这个时候，学校的大字报已经漫山遍野，走廊贴不下了，战场移到了大礼堂。礼堂里拉起麻绳，变成以纸为墙的弄堂。

7月底的某一天，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同学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信，是十六位校友联合写的大字报。这些校友在中学也都是学生干部，现在就读的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他们说要回到母校来“放火烧荒”，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支部，直指校长、党支书、团委书记，用词锐利尖刻。他们委托我们团支部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出来张贴出去。

夜里，在东校园的大树底下，在黑暗中，团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了几个小时，拿不定主意。我们是习惯有事向党请示的，但现在这张大字报矛头就是指向党支部，我们当然无法就这个问题去向当事人请示。我们只能自己拿主意，可我们已经习惯没有自己了，最后只好决定连夜去向市委请示。

已经夜深人静，公交车也早就停驶。我们几个人步行从虹口到静安，找到了市委办公厅，找到了市委接待处。接待我们的当然只是个值班的小干部，得到的是个模棱的答复，和没有答复差不多。我们又步行返回，被迫自作主张，决定尊重校友的意愿，替他们把大字报抄写张贴出来，然后另写我们自己的大字报予以反驳。

这是真正的师大一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大字报。我们也因为和这张大字报划清界限，而成为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