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振想

北大法律系77级的83人中，进入政府部门的有一批，进入政法系统的有一批，当律师和大企业老总、法律顾问的有一批，而更多的则是在大学校园里从教，不过也有多位走上了高校行政管理岗位。同学中惟一已经逝世的周振想，生前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院长。他因肝癌于2004年3月2日逝世，年仅46岁。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陈兴良的电话簿里还留着周振想的号码，每每看到就会发一下呆。打，也许还能接通；接，却不可能再是他了。而电话那头沙哑中略带慌乱的接听声，又会浮上耳际。陈与周是4年北大的本科同学，又是3年人大的硕士生同学，还都是高铭暄带过的博士生，在刑法学领域相互扶持二十余年，相交之厚，相知之深，外人是很难体会的。

陈兴良曾撰写数万字长文，细致总结了周一生的学术成就、生平事迹和品格风范，指出他是我国刑法学“自首”理论的奠基人，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自首制度专著，许多观点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好几代学生使用的刑法学教材，每部都包含着周的心血。

儒雅的周振想当初是抱着文学梦上大学的，没想到会与法律结缘。而深厚的文学功底却为他的法学著作增添了文采，他作为律师写的辩护词，精美漂亮，给人以享受。

周振想朴实憨厚。陈兴良记得1981年考硕士的时候，有一篇命题作文，要求写800字，周振想多看了一个“0”，结果紧赶慢赶写出了3000字，出来后直向陈兴良叫苦。陈兴良却很惊奇，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写3000字？

周振想治学极严谨，无论当系主任还是当副院长，对同事要求极严格。他创立了“课前试讲、相互听课，让学生挑毛病，效果差就停课”的教学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

周振想是非常守信用的人，2003年9月，肝硬化非常严重的他还抱病参加北大关于刘涌案件的研讨会，因为“答应了别人就一定得去”，里面也包含着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而周振想与一般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他决不在书斋中故步自封，坐而论道，他喜欢以律师的身份去观察了解民众的疾苦，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1995年，河北某村的十几名村民来京上访，控诉村主任以权谋私、欺行霸市、为非作歹，并且一直逍遥法外。村民请来的律师就是周振想，他和几位记者决定跟农民一起去村里看看。

这个村主任其实就是个村霸，当地的“土皇上”，兄弟五个在村里一手遮天。不知什么人给他们通了消息，周振想跟几个村民刚进村，村霸就带着几个保镖将他们团团围住，气势汹汹。周振想向村主任核实了一些情况后，指出他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是违法的。不料那村霸当时就翻了脸，骂骂咧咧想要动手。几位记者已无心采访只想赶快离开，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看起来儒雅的周振想此刻却是没有半点慌张，他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先从气势上把村霸给镇住了。村霸竟哑口无言，落荒而逃。后来村霸又放出风来，说要用雷管炸北京来的律师。周振想出主意，为了大家的安全，临时改变了回京的时间和路线，顺利返京，记者们完成了报道工作。后经各方努力，村霸五兄弟被绳之以法。

这样的事在他身上不只一两件，而他这样深入最底层的学者，却是不多见的。

周振想留下一片辉煌走了，77级的同学们还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努力耕耘。陈兴良是法学领域第一个被聘的“长江学者”，所讲的刑法课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郭明瑞在民法领域建树甚广，又是物权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正在为民法典的制定献计献策。王绍光致力于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和行政史的研究，一些论文和观点曾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何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奠基人。傅长禄曾任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民商法专家。宋凯楚曾任湖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的王绍光，经过几年细致严谨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很大，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能比，甚至比外国知识分子还要大。政协、人大是知识界精英直接沟通的渠道，许多高校的各类研究所都成为各级政府的智囊团，许多政府机构只要有重要决策必组“专家顾问组”，知名学者甚至被请到中央政治局讲课。而知识分子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与日俱增，这几年公共决策的变化经常是舆论先行。而北大法律系77级的这批同学，在法学领域和涉法公共事件上，都有着相当的话语权。王绍光希望当代知识分子能更深入到民众中去，同时比较谨慎地、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话语权。

细数一下北大法律系77级，发现他们确实是非常辉煌的一届。成就辉煌，是因为他们是“文革”中被埋没的人才多年积攒同时迸发出来的一届，是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的第一届，是受到北大治学传统熏陶得天独厚的一届，是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开风气之先的一届，是在各个领域引领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届。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个体生命的价值能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复兴融合在一起，当然是非常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