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国有企业能出好作品出好人才”

经济观察报:当你1977年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1977年韩三平进入四川峨嵋电影厂工作），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那时候是什么状态？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韩三平:其实我从1975年而不是1977年就进入电影行业。那时候完全是计划经济，现在根本无法理解那个时代。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进入电影业我也没什么感觉，仅仅觉得是参加工作而已。那时候从部队转业回来要找一份工作，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讲，叫“听从党的安排，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就这样把我安排到电影制片厂当照明工。非常没有追求，我也没有说要做电影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仅仅是喜欢看电影。

那个时代我们的选择没有你们现在那么多。但那个时代有一种很执着的精神，当然也可以说那个时代对个性有限制，但它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从1976年到1986年是中国电影非常辉煌的时代，但这十年它的辉煌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破坏，起点太低，禁锢太深。

后来电影业的恢复，加上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人才，产生了中国电影史上影响全球的一代导演。

经济观察报:影响全球？

韩三平:我觉得影响全球，比如说像张艺谋、冯小刚、李少红这一代导演，不说影响全球，至少影响了全球电影产业和电影精神，一批电影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誉。一代人就这样成长起来。什么叫一代？不是说20岁到40岁就叫一代。要留下历史的印迹才叫一代。第五代导演，我觉得当时对全世界电影产业冲击很大，金熊奖、金棕榈奖、金球奖，除了奥斯卡奖没有拿到以外，其它都拿到了。而且我们还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这以后没有形成新的一代。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韩三平:没有作品，没有一批作品和一批人。不能是一个人就称之为一代，它是一批人；不能是一部作品，一批作品才能称之为一代。

经济观察报:会不会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

韩三平:如果按照你们的理解的话（就是体制的问题）。我再说说体制问题，法国、德国、英国不是资本主义吗？它们的电影怎么都不行？香港、台湾不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吗？不是也不行了吗？日本电影也不行了，怎么讲？我不知道你研究过电影没有，法国电影、英国电影、德国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厉害，现在怎么都不行了，是体制变了吗？没有变，还是资本主义。根本原因不在这里。第二个问题，不一定是民营企业就好、利润就高，不是说一个问题解决了后面一百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经济观察报:关键还是商业和现行体制的结合？

韩三平:我觉得是商业和人的智慧的结合。说中影集团是全资国企没有出路，这是偏见，事实证明中影集团还不错，它到现在还是全资国有企业，但它占了那么高的市场份额，而且不是依靠外国电影，是国产电影，《投名状》、《赤壁》、《疯狂的赛车》、《疯狂的石头》等等，事实证明，别的民营公司哪个做出这样的成绩？你给我举个例子。

冯小刚最初也是国有企业培养出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事实说明一切，结果说明问题。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只要是民营公司、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就会做出好作品。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反过来讲，国有企业出不了好作品，这个结论也不对，中影集团就很说明问题，这是我最骄傲的。

我有两个情怀，一个是国有企业情怀，一个是电影情怀，我坚信国有企业能出好作品出好人才。但是国有企业要改革，不能完全是之前的没有生命力的状态，这也没有出路。我觉得现在中国必须遵循多种经济成分并举的局面，不能说一夜之间电影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就成功。

所以当我们讨论体制问题时，体制和机制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因素。 二八分割是一般经济规律和产品规律，80%的产品是一般的甚至是劣质的，20%是优秀的。在这20%优秀的电影中，国有企业的产品至少占了一半甚至多半，或者说中影公司占了一半甚至于多半。中影集团今年推出两个投资过亿的青年导演，一月份的宁浩，四月份的陆川，全是我们干的，不是民营公司干的。对青年意义最大的是什么？在你们这一代发掘优秀的人才，培养优秀的导演。另外这两部片子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的，不是粗制滥造的电影。影评人见到票房好就骂电影粗制滥造，这不光骂了制作人也骂了观众，意思是说观众都喜欢看粗制滥造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要比较全面的来看，民营企业不断完善自己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也不断改革自己发展壮大。不能说国有企业出不了好产品，也不等于说民营企业出的都是好产品，我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吧？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讲，电影的成功是商业和人的智慧的结合，那么中影的成功，我是不是可以说，是商业和你的智慧结合？

韩三平:不能这么说我，中影集团是国有企业，应该说是商业和中影人的智慧的结合。

经济观察报:那讲一讲你个人在中影集团的作用吧。

韩三平:每一部电影的拍与不拍我做最后决定，怎么发行和怎么销售我也做最后决定，成了我起了很大作用，败了我要承担很大责任，但中影毕竟不是我的企业。和民营公司不同，中影大家都对它不享有最终利益或者不负最终责任，这是国有企业体制上最大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你个人而言？

韩三平:情怀或者说情感。也许你们理解不了，相当于一个信徒从成都磕头磕到拉萨，就是这种情感。比如喜欢周游世界的人，不是说走一天就给多少钱，对不对？《阿甘正传》里表现的也是这种情感，我笨我弱智，但我奋勇向前，我竭尽全力，我永不回头。所以人不能光有智慧，得有一种精神，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我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没什么精神，但是精神对人的作用力，在巨大的五光十色的现实物质生活中在减弱。前几天到现场去看张艺谋拍摄，我就很感慨。他自己当导演，自己在做执行，没有执行导演。你说他那个地位，他那个收入，他那个状态，他完全可以雇一大堆人帮他干，他坐那儿就行。我还真问他，你怎么不请个执行导演？他说我自己做就行。这就是一种境界。张艺谋是顶级导演，但他在现场拍一个特写镜头都是自己在那儿喊“预备开始”。

我觉得年轻人要学这种东西，一种精神和情怀。比如说我们拍《建国大业》，那个年代的精神，不一定学，但是你要了解。毛泽东能够在大半年之内消灭国民党150万军队，这不得了。比如我们讲英雄崇拜，看《建国大业》我就有强烈的英雄崇拜。

经济观察报:英雄崇拜只是在拍《建国大业》期间有，还是平时一直有？

韩三平:这恐怕是与生俱来的。其实骨子里的英雄崇拜和现在对明星的崇拜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你们崇拜的是迈克尔·杰克逊，我的是毛泽东。

经济观察报:你对他怎么看？

韩三平:英雄。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雄。

我觉得我充满了英雄情怀，还有历史情怀，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回顾历史的人，或者津津乐道于历史的人。

经济观察报:多久之前的历史？

韩三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历史上这些大人物。这是我的个人素养。

经济观察报:在你投资和制作的电影中有很多关于帝王的题材。你个人是不是有这种帝王和大英雄的情怀？

韩三平:崇拜英雄的情怀。我拍《建国大业》这个电影就是讲1945年到1949年之间的历史。我个人认为这是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或者说影响中华民族的最波澜壮阔的五年。这五年使这个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的结果是使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姑且不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变革，但是它是崭新的；然后，因为它的波澜壮阔，它必然由若干色彩斑斓的事件组成；它必然会产生若干风云人物或英雄人物。

经济观察报:那是你最喜欢的时代吗？

韩三平:那是最让我激动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韩三平:我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我也不是在夸夸其谈。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你肯定想过，不可能没想过。

韩三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叫 《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我们生长的时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于年轻人来说，比你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要好。我指的是纯粹对年轻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