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在她手上投产

1985年，平平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已当上了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更使她感慨万分。

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平平的明显变化。王晴不爱说话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几年后，在国内，平平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利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活了下来，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平平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她从“热狗原来是凉的”开始注意西方饮食。经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与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而且必须建立在符合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通俗地说，就是不做面包做馒头，不做虾条做油条，不做牛奶做豆浆，但小作坊式的生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食品工业化是个重大问题。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平平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机构改革很有特色，平平讲的却都是问题。1988年，她制定了一套旨在奖勤罚懒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后，一个工人闹到所长办公室，扬言要跳楼。王所长一点儿也不怵，讲明道理后说:“跳吧，你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恐怕连追悼会也没人给你开！”几个月后，包括这位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会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开心地说了一句笑话:“源源一辈子都想得到的劳模，让我先得到了。”

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事。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