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梦的破灭

乔献华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舞演员，能够穿上舞鞋在台上翩翩起舞。好多次，她都看见自己穿着红舞鞋在简陋的台上表演，唱着与红舞鞋格格不入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不过，这仅仅是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乔献华每天的生活。但梦想依旧在，每天早上6点，她起床后就偷偷到屋后的山坡上吊嗓子，轻轻地，不敢放开喉咙。然后，做好一天的饭，带着午饭下地干活。

生产队最远的田地在山脚的烟敞沟，单面就要走近两个小时，天黑才能回家。她干活特卖力，所谓“裹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她深怕脸晒得不够黑，深怕手上磨的老茧不够厚，不能显示自己是多么拥护“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乔献华突然感觉左手臂一阵凉意，抬手一看，一条绿蛇缠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声，怕别人骂她是国民党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满蚂蝗。“有的正在往肉里钻，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来。蚂蟥一扯就断，弄得满腿是血，我忍住恶心不敢哭出声。后来，还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蚂蟥松口了再扯。”

辛苦劳作一天，乔献华最多可以挣到7分，而其他知青干一天有8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粮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别人偶尔还有肉吃，乔献华没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领”；没人敢公开和她说话……这一切，都因为她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后来，长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责的原因。一开始乔献华衣着前卫，当别的女孩在穿宽松的花棉布上衣时，她却穿着衬衣，还要将衣服扎在裤子里，显示动人的身材，这些都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

“别人都当我是去劳改的，谁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这种生活比儿时受歧视更难受，以前，毕竟有妈妈在身边，可以倾诉，不会孤独。但我记着妈妈的话，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差一点她就圆了舞蹈梦。1970年冬天，黑龙江军区歌舞团到太平慰问演出，作为宣传队骨干的乔献华在与他们合作时，表现出的歌舞才华折服了歌舞团领导。歌舞团有意召她入团，但因成分问题未能如愿。

她也没有去争取，她知道，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去提要求的。

为证清白去自杀

1972年，“红糖事件”让乔献华深切感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这年冬天，队里几个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销店一块红糖，有追求进步的社员举报乔献华是同谋。她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管她怎么解释，没人相信这个反革命后代说的话。连续一周，她每天下班后都被叫到队里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等贫下中农们教育累了，她才能在深夜独自返回到10里外的住处。

这天晚上，乔献华接受教育回住处途中，经过一池塘，望着黑暗中的池水，抑制几天的委屈喷涌而出，她呆呆坐在泥地上，没有哭，任凭雪雨打在脸上。良久，她找了块废弃的磨盘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来时，乔献华躺在一户村民的床上，简陋的土屋不能完全遮挡屋外呼啸的寒风，但她感到特别温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

“闺女啊，我们都是可怜人。你又没人疼，以后你有亲人了，就不要干傻事了。”田孟池的母亲胥春怀抚摸着乔献华的脸，心疼地认她作干女。想到父亲临终不甘心的话和干妈的关爱，乔献华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

今年12月6日，乔献华重返太平，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这个呆了8年的山乡，乔献华眼泪洒了一路:山还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干妈胥春怀去世17年，当时未能回来为老人家操办葬礼，成为她一生的愧疚。她坚持要到干妈坟上去看看。干妈埋在塘垭口，乔献华哭着在坟前一直跪到香烛燃尽。

干妈的大儿叫田孟奎，见干妹回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妹妹，我前几年也入党了。”声音很激动，带着一丝酸涩。这个当年宣传队的二胡手特意找出那把已蒙灰的二胡，拉起了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几个宣传队的老同志，围坐在一起，唱着一首首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