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和谌曦保持着频繁的通信，那年月的"革命青年"是不会把那个独特的"爱"字挂在口头写进文字的，更不会有肌肤之亲。以己度人，我认为谌曦给我的那些言谈书信诗画也蕴含了那个字，于是提议互赠照片。谌曦给我的照片后摘抄下了他自己写给我的诗词："互勉之，身在山林心系天涯"。至此，我认为我们的关系已基本确定。

也许是极端压抑和兴奋两种迥异的情绪混合出现，这一年我生理思维出现了许多奇特现象。为解释它们，我抽空查阅了大量书籍。妈妈7月初来劝我参加当年的升学考试，我对母亲谈到那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母亲是三十年代川大生物系高材生，教了几十年生物课，熟知生理心理神经系统方面的知识，却听得一头雾水。谌曦应我母亲之求也写信要我报名升学，我认为谌曦曾鼓励我向扎根派学习，且他本人也在坚守农村，我又为何不能呢？何况我要出工，要履行社会工作，还要探索我那些生理之谜，哪有时间去复习功课？我拒绝了贫下中农对我的推荐，这年11月，我送走了身边最后一位女伴，全公社只剩下我一名知青。对谌曦的情感支撑着我去应对空前的繁忙和劳累。

1974年春节返蓉，我希望与谌曦明确关系--我们毕竟没有说穿过。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谌曦却拿出一封他妈妈给他的信，信中要求他遵循已故父亲早年与师兄定下的儿女婚约。可是1973年我们重逢时谌曦父亲已经去世，我们这一年还有着那样多深情的精神交流啊！据谌曦后来说他对我有过暗示，可沉浸在初恋欢乐中的我全然不知，对我们的情感信仰般忠诚的我也从未怀疑。谌曦这番话使我如坠深渊，一颗寻求呵护的稚嫩的少女之心无法承受这沉重打击，我的身体精神悄悄起着病变。

休假完毕返回农村的当日，生产队长通知我马上到雅安参加知青代表会筹备工作。忙碌的采访写稿工作暂时转移了我心灵的伤痛。正式会议共有好几百知青参加。开幕式很隆重，少先队员高举队旗敲响队鼓整齐步入会场给大会致贺信，地委书记亲自到会致开幕词。会议从3月中旬持续到月底，会后还用十七辆卡车把与会知青载到大邑县地主庄园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每天啃着玉米馍披星戴月从事艰辛劳作的准农民们，此间住进了高档宾馆，一日三餐享用变换着花样的好饭菜，大家突感社会地位倍增，不由胸中激情燃烧。与会先进知青们的活力热情感染着我，在大会发言中，我真诚表示要扎根农村永远和劳动人民在一起。至今我坚持认为，不管当年毛泽东动员学生到农村是出于培养青年成才的考虑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所迫，客观上我们在农村锻炼了体格意志，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体察到国情，这些对我成长有益。但要长期扎根农村，现在回头看去，对我并不适合。即使我可以在农村生存下去，决不可能比得上我后来搞教育给社会带来的价值，那于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合算的。这是社会对我们的误导。实际上各行各业都需要生力军，都可以培养青年的意志才能啊！

回到生产队，抑郁之情就向我袭来。不久新来一批小知青安排到知青楼里与我同吃同住，我被指定为家长，得去应对小团体生活思想的种种矛盾，我感到难以胜任。六月我接到通知前往雅安知青汇报团，这时我对扎根农村已很不自信，但我已被树成先进知青，我得按照社会对我的期待继续走下去。在雅安汇报完毕，接着我又参加了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汇报团。这个汇报团是成都市革委直接领导，团市委、市青办、市妇联、市教育局联合出面组织的，有记者，画家参加。成都市下放到各地区的二十几名新老知青住进成都市革委招待所，每天学习讨论，接受采访，外出汇报，有时安排观看电影京剧，还组织游览了草堂和都江堰。现在想来，这样高规格的待遇显然是要知青们为当时的"路线斗争"冲锋陷阵。或许应该更客观地说，当时中国巨轮正陷于时代的百慕大，被奉为神明致使科学民主缺失因而难于获取航行所需的各种真确参数，困惑的舵手也许认为奋力左行便可驶向莺歌燕舞的彼岸。在那无限忠于的时代，汇报团成员作为知青先锋，当然义不容辞身心口笔相随。炎热劳累加之内心矛盾，我在此间大病一场乃至休克。

汇报团的重量级人物是巫方安、梅耀农，他们朴实谦虚，有理论水平和实干精神，很受大家尊敬。我生病时巫方安大姐送我上医院，帮我取药，还给我送水喂药。汇报空隙，巫姐给我们讲到一段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家一下出了两个"反革命"，一个是有点历史问题的父亲，一个是不小心坐在印有毛主席头像报纸上的妹妹。这一下巫姐可大祸临头了。当时派性争斗正酣，对立派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这则消息，仿佛楸出了一个隐藏的阶级敌人。巫姐自愿扎根凉山的壮举被诬蔑为捞取政治资本，她担任的一切职务被撤销，还被发配到偏远山村的破屋里落户。每逢雨天，满屋漏水。出工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却找不到安歇之处，甚至由于柴火湿透而做不了饭吃。后来一个曾受到孙传琪、巫方安事迹激励而追随着她们的脚迹到大凉山插队的成都青小伙儿不怕受连累，也不顾巫姐姐的善意拒绝，坚决向巫姐姐表示了爱意，并在巫姐姐最困难时同她结了婚，把巫姐从那风雨飘摇的陋室接到了他清贫温暖的家。巫姐姐的形象言行全然不是那个时代的铁姑娘，而更像温和可亲善解人意的邻家大姐。相似的身世和巫姐的成熟坚韧坦诚使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信赖，所以当她向我提及汇报团一名根正苗红（当时指出身好）的优秀知青愿和我处朋友时，我点头接受了--我受伤的心灵需要精神支撑才能兑现扎根农村的诺言。尽管我对那位青年谈不上激情，但的确怀有敬重。后来这位插队川南的青年常常约我共同外出汇报，并提议互赠照片，还邀我到他家见了众多亲人，摆了两桌当年算得上非常丰盛的饭菜。

汇报完毕回到汉源，在那片随处都可引发我对谌曦思念的土地上，我体内潜伏着的抑郁迅速生长蔓延。它使我体能减退，思维迟缓，难以承受艰苦劳作和带领新知青的重任。当时我根本不知这些现象是病症，当然谈不上就医治疗。适逢当年招生工作展开，贫下中农又推荐了我。我觉得这是摆脱内外困境的一条路，犹豫中报了名。可是报名之后我心理迅速恶化，认为自己违背了誓言，欺骗了党和人民，非常自责。诚信是我最看重的品质，1966年寒冬，15岁的我在步行串联途中曾为了信守诺言，独自扛着长征队旗翻越人烟稀少的歌乐山，此刻我怎能容忍自己背叛一贯做人的原则呢？可在现实中我寻不到一条可行的路，思想被逼到绝路。川南那位青年回队后关切地给我写过几封信，还寄来儒法斗争的学习资料。我写信告诉他自己报名读书心情很矛盾，他回信用汇报团某些成员也要去读书的事例来宽慰我，鼓励我放下包袱去读书。可随后一封信里他却遗憾地告诉我，组织不同意他与我的恋爱关系。谌曦的离去就使身世经历独特的我模糊感到一方面是我家庭出身阻碍，一方面是他不能解读我身体思维的奇特反应；而川南那位男青年根本不知道我身心的特异现象，我认为阻碍我们关系发展的因素只可能是我的家庭问题。实际上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前我已采取了未遂的自绝行动，他的弃约并没有增添我的痛苦。但他这封信更使我感到，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摆脱与生俱有的沉重的十字架。难言的悲哀使我再次踏上不归之路，我咽下了大量安眠药……

斗转星移，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确定将工作重点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四人帮倒台那年我中专毕业跨入教育战线，在教学同时，我用农村生活锤炼出的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完成了英文中文高等学业，33岁那年与汉源一位恢复高考后升入大学踏上翻译职位的农家子弟成婚，养了一个儿子，现在北大就读。2006年退休时我从教整整30年。漫长的教师生涯中我主要担任高中英语教学，还兼任过团队领导教研组长和班主任。我和同仁共同努力为社会、高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1994年被评为高级教师，还获得过很多荣誉。我的经历见证了中国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见证了曾陷入理论误区的共产党敢于正视纠正自己过失的勇气。1998年，中国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中国共产党砥柱中流，救民众于水火为民众谋发展的坚强负责形象深深打动了我。虽然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亲身体会到她在进步，我愿为她的不断发展尽绵薄之力。这一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年过天命成为了中共党员。

川北川南那两位青年一直很优秀。当然人无完人，我们都有各自的缺陷。重逢时我没有深问过去--在那阶级观念渗透一切领域高于一切道德的时代思维格局制约下，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离开我都可以理解，谈不上个人恩怨。实际上，个人情感磨难客观上起到了助我成长成熟的特殊作用。诺大世界相识便是一种缘分，何况他们给过我真诚的友情和帮助，我依旧把他们视为好朋友。在回首往事心灵仍然有些隐隐作痛的同时，我更多怀着感恩之情：感谢自然，感谢社会，感谢知青生活！

一夜的升华

秋风瑟瑟，烛光幽幽，依山而立的知青楼内，我独伴孤灯，顾影自怜。同组的伙伴们到生产队仓房参加"抓革命"会议去了，我身体不适，留守在家。一向很能潜心攻读的我，此刻虽书本在手，却神不守舍，--我怕。

胆小可能是我与生俱来的弱点：怕昆虫、怕闪电、怕刮风、尤其怕黑暗。幼时母亲常给我讲一个胆小的姑娘为寻找美丽的金雀而勇敢地穿越黑暗的故事，想以此来激励我，可无济于事。到我十六、七岁时，又添了一怕：怕与人交际。在那急风骤雨的年月里，出生"臭老九"家庭的我很怕别人问及身世。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挨批受骂，从四周得到的往往是冷漠，轻视与怀疑，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重的伤痕。1969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我有意避开了相识的同学，随同哥哥学校的新伙伴们到了这远离成都几百公里的汉源万山从中。

几只飞蛾绕灯翩翩，在壁上投下串串飞影；竹楼上老鼠在偷啃玉米，不时落下渣屑。木格窗外夜色浓重，黑暗包围着小楼，包围着我。坐在忽明忽暗的烛光前，我一动也不敢动。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的恐惧推向了高潮，还远不到散会时间呀！谁会在此刻来造访？我抓起桌上的防身武器--一把菜刀，脑袋里紧张得成了一片空白。终于我听清了是同队何奶奶的声音，打开门来，一张因焦虑而不知所措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

"就……就是你一个人？"何奶奶四下张望。我点点头，把和奶奶搀进屋让她慢慢说。"我媳妇她……小产了，血流不止，昏迷过去了。你……你有什么办法吗？"

天啦！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几个知青平时最多能为社员发点头疼脑热的药，简单搞点针灸。犹豫种我抬头看见何奶奶那期待信赖的目光--这是我自当"狗崽子"以来所没见过的目光，我深深感动了。"你赶快回去照料，我马上到公社去请医生。"我坚定地说，我知道他儿子在外工作，家里没别的人了。

在厨房里抓起一大把"亮皮子"--向日葵杆在溪水中浸泡几月后晒干而成的耐风的照明物，点上两根，我急匆匆上了路。

生产队到公社的"反修路"还未完工，山路公路共五里多。头一段路在队境内，加之一种被高尚义举所鼓起的勇气，我感到黑暗在逃散。可是当我进入完全没有人家的地带时，黑暗又聚集起一切恐惧向我袭来：溪谷对面隐隐的山峰像巨大的怪兽，连片的玉米林中危机四伏；似乎每一点响动都潜藏着一个阴谋，每一丝秋风都传递着一种威胁；除手中噼啪作响的亮皮子在诉说光明外，天上地下没有一星光亮。黑暗中仿佛有无数双怪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伸来，我战栗、喘息、直冒冷汗。可是有一种比寻找金雀更神圣更现实的信念在支撑着我：坚持住，冲过去，取回那金色的生命之泉。

当我终于看到公社卫生所的朦胧灯光时，我好像看到了天堂的圣灯。双手推开诊所大门，我全身瘫软，倒在黄医生的怀里泣不成声。黄医生慈母般地抚摸着我的头，问明情况，夸了一句"你真了不起"，旋即与我踏上了 "回春"之路。

默默行进在这被我征服的土地上，我品味着这奋力攀越后的人生之味。也许我这命运先天注定了一段不幸，但我应该并且能够超越自我，应该并且能够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只要真诚努力，坚定的向着高尚的人生目标走去。

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难忘这一夜和它给予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