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四十年前一个冬夜，全国的所有宣传机器突然被紧急地开动起来，同时播出和刊发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整个中国被搅动了，一批又一批无书可读的年轻人，被自愿或不自愿，主动或胁迫地裹进下乡的洪流，送到了穷乡僻壤。其势头之迅猛，涉及面之广大，创下了人类历史之最。四十年前发生的一幕，至今仍时时在脑海中浮现。

用“猝不及防”来形容当时这场运动的迅猛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当我们十个小青年携带着简陋的行李，被千里迢迢送到冰天雪地的内蒙小山村时，村民们同样感到新奇和惊诧。他们也只是十几天前刚接到公社的通知，上海知青要到他们村落户。天寒地冻，给知青们盖房居住，显然无法施工（最早也要等到五月份天暖解冻才能脱坯盖房）。急中生智，队干部们一通商议，决定把村小学仅有的三间土坯房教室腾出一间，围绕三面墙砌起顺山大炕，当中安上一个大火炉取暖。于是，这间教室就成了我们十个小伙子的临时居家。

这是我见到过最小的学校了。全校只有18名学生（都是本村子弟），分成二、三、四年级。校役、教师、校长由一个姓孙的四十开外的独眼龙男子一肩挑。学校的两间土坯平房，一间大的作教室（三个年级18个孩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另一小间就是孙老师的办公室。从此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与学校相邻而居，每天听那孙老师拖着山西土腔长调，阴阳顿挫地带领学生们朗读课文：“红小兵，团团坐，贫农大爷来讲课。。。。。。”

孙老师当属村里最高文化的“知识农民”，据说文革前在县里读过高中。后来也曾在公社小学正儿八经地当过人民教师，吃过商品粮，着实也风光过一阵。后来听说是因为出身成分高（父亲是个地主），本人还不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一张赖嘴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就得得地乱数说，得罪了学校领导。碰巧那年有两个学生在操场上用竹竿打架，孙老师一边操噘（土语，即斥责）一边上去拉架，学生一不注意竹竿梢扎在孙老师的左眼里，一只眼就瞎了。六十年代精简人员时，这一竿子就给触发回了村里，当了个民办教师，重新挣起了工分。还真应了那句“祸从口出”的老古话。

三、四月份的内蒙还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季节。屋内有火炉，十个人挤在一起，倒也不算冷。可要是出到屋外，那可真不是好滋味，浑身冻的直哆簌。于是，问题来了，小学校厕所是在院子的另一角，露天的，晚上要是从暖被筒里出来上厕所，那不仅仅是靠勇气能支撑得了的。16、17岁的小青年，谁似乎也没有勇气深更半夜冒着严寒去院子那一边的露天厕所方便。也不知是谁先开了头，尿急了，翻身下炕，拉开房门，从门缝里像机枪扫射般的往外飙。那时候才发现，尿尿也会受传染，只要有人开了头，后面就会一个跟着一个起来尿。等十个人都尿完，把房门关严，此起彼伏的打鼾声才把我们送入梦乡。

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虽然刚射出去的尿在成抛物线状时还是热气腾腾，可一落地，马上冰凉，再过几分钟就冻成了冰。半个月过去，门前形成了一道厚厚的冰坡。这下可把隔壁读书的楞小子们高兴坏了，下了课，找张纸片垫在屁股下，从我们门前的冰坡上嬉笑着望下滑。不滑到人仰马翻总不罢休。

可能是孩子们身上散发出的浓烈尿臊气把孙老师彻底激怒了。终于有一天，我们还没出工，一个粗嗓门在屋外炸响：“你们还要不要脸啦？你们还算是有知识的青年？人没出来，那逑(屌）到先出来了”。。。。。。滔滔不绝的刻薄骂声持续了好一阵，破锣似的嗓音直震耳膜。有弟兄沉不住气了：“这地主狗崽子！”拉开房门准备出去干架。我赶紧拉住弟兄：“别，别出去，吵起来村民肯定帮他，骂一会他就没劲了。”果然，一会儿传来叮叮当当锹镐与冰块的撞击声，孙老师领着孩子们一会儿把门前的冰坡清理干净，尿冰块被抬进了露天厕所留作肥料了。

虽然是我们做下了没理的事，可莫名其妙地被臭骂一顿这口气毕竟难消。年轻气盛，我们决定给这个“狗崽子”老师一点颜色看看，也让他知道“知识青年”的智商并不低。

说实话，当年下乡我们对于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并不怵头。真正难熬的是缺菜少油，配给供应的那点粮食不够吃。要知道，十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肚子里没有油水，一天能吃进去多少粮食？油水，急需补充油水。我们把目光瞄准了学校院子里，一只有金黄色漂亮羽毛的大公鸡率领的一群小母鸡。这群鸡大摇大摆四处觅食，并不怕人。

那是孙老师家喂养的一群鸡，有十多只。当地农村，鸡是散养的。鸡窝一般都是在坡上离地半米高的地方，挖出一个口小肚大的土洞，里面支上几根横木棍，晚上鸡在木棍上栖息，鸡窝口盖上一块青石板。很简陋，很实用。每天清晨，孙老师一到学校（他家住在学校上面的山坡上，离教室有二、三十米远），先搬开堵鸡窝青石板，让鸡出去自由找食吃。傍晚天檫黑时，孙老师会给鸡喂上一把小米或玉米之类拌上麸皮的细粮，等鸡吃好都自动跳进鸡窝，孙老师就把鸡窝口用青石板盖上，然后背着手上坡回家。

集体户召开了战术“研讨会”，作战计划制定的滴水不漏。第一小组负责望风监视孙老师一家的行踪，等天黑孙老师回了家，立即发出信号；第二小组二人见信号马上带上铁锹，到宿舍背后隐蔽处，挖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坑，上面用荒草掩盖，备用；第三小组在屋里烧上一大锅开水，等“鸡”下锅；第四小组是特别行动队，队员小王、小沈、小严身手敏捷，等天完全黑下来，拿上手电筒，来到院子鸡窝旁，轻轻挪开青石板，猛地打亮手电筒，在强光照射下，趁鸡愣神的时候，飞快地伸手，卡住一只鸡的脖子，使劲一扭，悄没声地拖出鸡窝交给同伴。接着如法炮制，再抓第二只。然后悄悄地盖上鸡窝青石板，班师回朝。那真叫一个快，用不了十分钟，两只鸡已经褪毛，破膛，洗净，入锅煮上了。没有什么佐料，抓一把咸盐一撒，煮上十分钟，没等完全煮熟就捞出来。十双饥饿的手一拥而上，你撕一块，我拽一把，顷刻间连细小的鸡骨头都被我们嚼碎吞噬。能吃的都吃个干干净净，不能吃的鸡毛，粗骨等全用废纸包好，马上填进屋后事先挖好的坑中，盖上土，再倒上一盆水，用不了半个小时，那片土就冻个极实，一切了无痕啊。

第二天一早，孙老师挪开青石板，看着心爱的鸡在眼前一只一只飞出鸡窝，欢快地在院子里嬉戏。看着看着，孙老师往常挂在脸上的笑容突然僵硬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院子里的鸡，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把脑袋探近鸡窝口，睁大那只独龙眼往里察看。“狗日的！”他愤愤地骂一句。终于确认两只正在下蛋的小母鸡失踪了。这一天的课孙老师是否教好，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多次发动老婆孩子在学校院子内外，山坡上，荒滩里“咯咯咯。。。”地呼唤，试图召唤回那两只已经被我们幻化成粪便的小母鸡。傍晚，我们收工后回到宿舍，孙老师难得地进了我们宿舍问寒问暖，东拉西扯地聊天。呵呵，火力侦察，懂。我们笑嘻嘻地应付着把孙老师送出门。

毕竟孙老师是这个村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智商并不低。几天后他就坚定地把怀疑的目标聚焦到我们集体户身上。当我们实在禁不住鸡肉香味的诱惑，天衣无缝地完成了第二次吃鸡行动后，孙老师见到我这个集体户的户长，终于忍不住了，他嘿嘿干笑几声，伸出四个手指，睁大那只独龙眼，手掌举到脸部晃动，嘴里讷讷地自语：“小张，嘿嘿，我机迷（土语，即明白）着呢，一目了然，一目了然。。。。。。”

毕竟，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证据，孙老师还是没有公开发难。随着时间流失，吃鸡事件也就悄没声地淡化了。转眼就是过“五一”节了，那天早上，出人意料地孙老师的老婆提着篮子进了我们知青宿舍，揭开盖在篮子上的毛巾，哇，半篮子红壳土鸡蛋！她一个一个地轻轻拿出来，放在炕上，说：“唉，娃娃们可怜，从大上海来到我们这穷乡乡，甚也吃不上，今儿个过节哩，娃他大（当地土语，即孩子他爸）让给你们送几个鸡蛋，自个儿家鸡下的，新鲜着呢，煮上吃哇。”说完，拿上空篮子走了。

多诱人的鸡蛋啊。数了数有三十个。我们面面相视，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涌上心头。集体户中年龄最小的小朱悄悄对我说：“张哥，咱们要不偷吃掉那四只母鸡，现在能下多少蛋啊。”

是啊，能下多少蛋，又能孵出多少小鸡！

光阴似流水般在劳作中逝去。几年后，我们陆陆续续地上学，招工先后离开了农村。又过好多年，集体户中已经在上海、北京、呼和浩特、集宁等地工作的兄弟相约聚在呼市。今非昔比，有不少兄弟成了企业领导或政府处、科级干部。六、七个人，三辆小车直奔当年下乡地。车后备厢里满满的烟、酒、糖果、蔬菜、粮油是对老乡在我们接受“再教育”时给予善良对待的一点谢意。当然，我们也专程拜访了孙老师，在推杯换盅中笑谈起了当年的“偷鸡”事件，没想到孙老师晃动着喝红了脸的脑袋，迷起那只独龙眼，满脸诚信地说：“有这事吗？我咋啦一点也没印象呢，你们是在说笑吧。”

唉......人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有些事有人会忘记，有些事有人却难以忘怀。毕竟，往事并不全部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