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地主的游戏人生

杨郎的地下水源很旺，水质又好。用木桶从井里汲上一桶来，桶里的水清澈见底，水桶木板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用双手掬起一捧喝下去，你会觉得甘甜醉人。这种水酿出的烧酒品质极佳，所以从清代起杨郎就有几家著名的酒作坊，其中最兴旺的是驰名陕甘两省的"北烧锅"和"南烧锅"。这使得杨郎街上经常能看见一队队的小毛驴，背上挎着空酒篓子，脖子上挂着铜铃铛，急匆匆地走来。一番交易后，这边的银元、铜板、麻钱子数得哗啦啦地响，那边清亮亮的酒水也哗哗地倒进了酒坛子。将酒坛子口塞得紧紧地装进小毛驴驮着的柳条枝编成的酒篓子中，然后小毛驴儿又响着铃铛慢悠悠地离去了。这就是外地的贩子来此地贩酒的。据上年岁的人们说，那时从杨郎街上一路走过去，酒的香味儿直钻人的鼻子，没钱买酒喝的人，到酒作坊里转一圈也能过过瘾。

待到我下乡时，杨郎所有的酒作坊都已化作了历史的灰烬。"南烧锅"的家人早已经走散了，杨郎当地不留一丝踪影；只有"北烧锅"的后世传人们，还在一顶沉重的"帽子"下面艰难地喘息着。这"北烧锅"就是大地主曹汉杰家的祖业。

地主到处都有，唯有这曹家最引我注意，只因我听过好多关于他家的传奇。据说在旧社会时，曹家酒坊里的伙计们整日穿梭似的忙碌着，负责帐务的人将算盘珠子扒拉得噼里啪啦响。老掌柜曹先生长袍马褂，斯斯文文，见了人总透着一幅居高临下的和蔼。曹家靠酿酒业挣钱，挣的钱除了买进土地，添置房产外，还收藏书画古董，日子过得像他家酒作坊里的酒一样甘甜醉人。

据说他家在解放前曾多次替全村的穷人上缴国民党政府派下来的各种苛捐杂税，平时也常拿出粮食救助那些饥饿的人。民国十八年和民国三十六年，固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灾荒，曹家都曾开仓济贫。仅民国三十六年，曹家就出资购买了五百石（dan）粮食救济穷人。此事轰动了整个固原地区，国民党县政府给他家颁发了一个牌匾，那牌匾上写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救灾济困"。

据说一九四九年，杨朗驻扎着一支解放军队伍，曹家见解放军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当即表示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并拿出了几万斤豆子，让解放军喂军马。土改时，工作组了解到曹家的这种种情况，也见到了那块"救灾济困"的牌匾，就没有怎么为难他一家。但根据土改政策，曹家的当家人曹汉杰还是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不过当时上面承认他家是开明地主。

然而时间长了，"开明"两字便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消失，只剩下"地主"两字如同烙印一般不可磨灭。曹家的财产和土地当然都被瓜分了，酒作坊也被叫停了。"北烧锅"祖传的酿酒技术也就从此中断了流传，杨郎街上再也闻不到酒香了。

我到杨郎时，那个"北烧锅"酒业的老掌柜--地主分子曹汉杰，大约是六十岁左右。他留着稀稀疏疏的胡子，瘦瘦的身材，似乎很衰弱，走路经常猫着腰。

听说了曹家解放前的奇特历史后，我还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开明地主家的独特经历，结果又听到了不少关于他家解放后狼狈十分的故事。

被定为地主后，曹汉杰家往日那吃香喝辣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后来竟然穷得连孙媳妇都娶不起。但曹家所在的杨郎一队却是一个富有斗争性的生产队。作为地主分子的曹汉杰，不论他曾经多么的乐善好施，又如何拥护和资助解放军，在每年的四类分子评审中，他依然被几个贫下中农揪住胡子拽得跪倒在地，又被揪住耳朵拉起来，如此反复揪倒拉起，拉起揪倒，使得他的家人坐在会场上因不忍心看他受难的情景，连头都不敢抬。

生产队里令曹汉杰白天到田里劳动，夜晚去侍候一个老贫农。有一年冬天，曹汉杰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请假说不能去侍候了。结果被队里的积极分子打倒在雪地里，又被揪住胡子拉起来；然后再打倒在地，再揪住头发拉起来；再打倒在地，又揪住耳朵拽起来。

曹汉杰的儿子曹仁是一九五三年结的婚，这时中国已经解放四年了，曹家对穷人的剥削早已被"去功能化"了，但曹仁的妻子嫁过来后依然被当作地主成员对待。她平时出工与其他妇女干一样的活，其他妇女每天挣九分工，她却只能挣三分工，她本人曾再三向上面反映，也没起什么作用。直到一九七〇年，宁夏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康建民来固原县做调研工作，发现部分公社没能正确执行党的阶级政策，便在有关会议上明确指出："对地主富农在政治上要区别对待，但在劳动上应该同工同酬"。这样，有些生产队克扣地主家人工分的情形才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曹仁妻子每天挣的工分仍然只相当于贫下中农的百分之五十。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这是讲述这些故事的人用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