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及其它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对"四类分子"的斗争也同样加紧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晚上的活动安排是比较规律的，通常是每三天一个循坏，即一天休息，一天记工分，一天政治活动。
轮到记工分这天，会计将记工员们交来的干活记录核实后写在每家的工分本上。那么多的劳动力，大家每天干的活儿又各不相同，而且每记一次就是三天的。这些都要一天一天，一笔一笔登记清楚。所以记工分的会场比政治学习要安静多了，男人为了集中注意力，连抽烟也暂时停止了，女人们手中的针线也停下了，人人都朝会计那里伸颈侧目，那里摞着高高的一沓工分本，等候给它们填充新的内容，给它的主人们填充新的希望。会计口里报着数，笔下记着账。人人都专注地听着会计的报数，只怕将自己的工分少记一星半点。不管是会计还是社员，任何人如果发现不大对头的数字，就可要求停止记账，现场进行有关的查核，待查核清楚后，再接着记工分。
而轮到政治活动那天，屋子里有所少个男性，就会有多少根烟枪，包括未成年男性都是如此。那数十根旱烟棒子悠然喷着呛人的烟雾，不一会儿，烟雾的密度就越来越大，与煤油灯里飘出来的黑烟混合在一起，丝丝缕缕地在人们头顶上漂浮着，在人群中间充斥着，引起会场上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男人们好像是专门到这里品烟的，女人似乎是专门到这里进行纳鞋底比赛的。至于队长或者是会计读的是报纸上的什么内容，大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不曾留心。
我想，轮到头等重要的阶级斗争项目--评审四类分子时，应该比较激烈和热闹吧？
那时"评审四类分子"的标准是：看"四类分子"是否拥护党的领导，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服从生产队指挥，是否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评审的方式是：召开全体社员会议，让四类分子们站在会场中间，由社员们根据被评审对象的现实表现谈看法，提意见，最后由生产队作出评审结论。
我第一次参加评审四类分子大会是在下乡第二年的冬季，那时我父亲已经被"群专"了，正和我队的四类分子一样，在革命群众的批斗中煎熬着。在这一年中，除了有时开大会领呼一下口号还能唤起我的一点政治热情外，其他所有时间我都不得不面对那苦不堪言的"生产斗争"。生产斗争当然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总有一种失落感。
我想其他红卫兵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失落感。因为自从各省的造反派们胜利地"夺取了政权"后，已经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了。然而夺权后除了个别的学生领袖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外，其他的这个派那个派们，不论你曾写过多么精彩的斗争快板，不论你曾编演过多么感人的造反歌舞，不论你曾舌悬利剑在辩论场上赢过多少掌声，也不论你曾像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一样，指挥着红卫兵们成功地抢来了多少枪支弹药，取得了多少"文攻武卫"的政绩，总之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们，最后都落寂地打起背包下乡插队去了。
往日的革命战斗生活虽远去了，但留在脑海里的记忆却依然使人不平静，"革命"和"斗争"已经成为我的思维定式了。所以当听说要评审四类分子的消息后，我不禁感到有点兴奋，有点跃跃欲试，也有点紧张。兴奋的是我可能要重新看到那火热的阶级斗争场景了，紧张的是我现在也是"黑五类子女"了，由我队地主的被审联想到我父亲的被斗，我的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设想不出我会在评审会上看到什么样的斗争场面。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斗争场面。总之我猜测着，也许会像我看到过的有些单位批斗反革命一样，群众义愤填膺地用手指着批斗对象，大声叫骂训斥，还对被批斗对象拳打脚踢抽嘴巴。被批斗的人往往满脸流着紧张的汗水，或者流着悔恨的泪水，尽可能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末了再来一通自我咒骂，比如说："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
也许就像文革初期学生们批判自己的老师一样，给老师们挂上写着各人罪名的大木牌子，勒令老师们站在凳子上，要他们交待是如何利用社会主义讲台用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自己的学生的；而老师们面对自己往日的教育对象，痛心疾首地解剖着自己的灵魂，悔恨自己对学生有意或无意的思想毒害。
也许会像固原的某个中学一样，强令那些教师们弯着腰在学校院子的花坛周围跪成一圈，每人后背上都有一个红卫兵用脚踩着，这叫做"踏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我们四队评审四类分子的会场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它一点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火药味儿十足。会议一开始，男人女人们就都尽量躲在灯影照不到的暗处，女人们照样分秒必争地做着自家的针线，脸上没有丝毫的冲动；男人们照样慢条斯理地卷着旱烟，眼中没有丝毫的激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侄子保XX评审时态度最严厉，他高声叫着自己亲叔父的名字说："保占英：你必须老实交代！"
其他人对站在中间的被评审对象，不外乎是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再进行一番不痛不痒的所谓政治教育和训导，比如说："保占英：你的剥削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你今后要进一步改造你的剥削思想，好好劳动，听下（清）了吗？"
保占英恭顺地地答应着："听下（清）了。"
评审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真是令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也有一种莫名奇妙的侥幸。
杨朗三队和杨郎一队都和我们是近邻，但都比我们生产队穷得多。他们的评审情况我们时常听说，那火候与我们四队相比可就大不相同了。
杨郎三队有个地主分子叫邓培勤，白天在队里劳动，干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苦，回到家还常常吃不上饭，晚上又被社员们施加车轮战，一会儿触及灵魂，一会儿触及肉体，他终于活不下去而上吊自杀了。他死后贫下中农们就揪来他的老婆作替代，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杨郎三队还有个叫万耀宗的地主，每次评审时，他夫妻俩双双站在会场中间的凳子上。地主婆一双小脚站立不稳，时常从凳子上掉下来，就遭到拳打脚踢，打完后喝令她再站上去，接着斗争，再掉下来，就再打……
杨郎一队的地主曹汉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斗争。贫下中农们从外边搬来一大块冰，逼她脱光鞋袜，光着一双小脚站在冰块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等批斗结束时，地主婆的两只脚将冰块融化了两个脚窝。下一次评审时，贫下中农代表又变换花样，搬来一大块冰让她坐在上面，到评审结束时，屁股底下也融化了一个大窝窝。第三天评审时再换一个花样，让她跪在冰块上，评审结束后，她的膝下也化了两个窝窝。第四天评审时又将冰块放到她的胸部，冰块被体温融化了，水从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杨郎一队的曹汉英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场的大石磙子上，两肩上还放着小威力的雨炮。脚下稍一动，石磙子就滑动了。她不是摔下来被石磙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当场昏死过去。
还有一个地主叫张道方。此人在旧社会时比较吝啬，人们借粮他大多不肯。评审他时，那火药味儿就更浓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掴耳光。
那时候，看着我们杨郎四队评审四类分子的方式，听着另外生产队的评审状况，我糊涂了，我纳闷了。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我们队的贫下中农为何对地主阶级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别的生产队怎么那样立场鉴定，那样爱憎分明？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再（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和富农往死里欺负呢。"甚至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都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办事。"
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
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我问："爬山虎是什么？"
关国栋不好意思地一笑说："那是骂人的话。"
我猜想这话可能涉及到两性关系，便不再追问了。
但我还是不理解，斗争地主怎么算是欺负地主呢？对地主仇恨怎么能算是坏得很呢？那满怀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积极冲杀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贫下中农代表们，即便有一些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那也不能被人看作"二百五"啊？这一连串疑问难倒了我。没有人给我解惑答疑，我只能在心里惊呼着"怪乎哉！"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联众世界》里有"斗地主"这样的网络游戏的名称时，便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它总让我想起当年那个双膝跪在冰块上的地主婆。
老地主夫妇俩
看到我们队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保占英，我一直比较奇怪。为什么这个靠剥削穷人起家的地主在生产队里还有这么好的人缘呢？是他用什么特殊办法腐蚀了贫下中农，还是我们队里的贫下中农团体性的没有阶级立场呢？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一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单独与地主分子保占英碰在了一起，那天我们是在生产队的砖瓦窑上干活。
这烧砖瓦只是我们队的副业，可这"副业"在当时却是一个很诱人的词语，因为它是"人民币"的代名词，哪个队有一定的副业，就意味着该队的社员们点灯的煤油、吃饭的咸盐、小孩上学的花费都有了一定着落了，国家发下来的布票也可以不用卖掉了，该队的小伙子们也容易找媳妇了。然而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中，我队的砖瓦窑只能以"内需"的名义投建，其实我队的农民并不"内需"这些砖瓦，他们住的全是土坯房。
生产队对这种副业当然非常重视。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完全冷却就出窑，那新烧制的砖粗糙坚硬。还火辣辣地烫人。而那火辣辣的砖灰，也会呛进人们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里火辣辣地疼。出窑时我一趟抱七块砖，那些砖犹如一堵小墙紧靠着我的小腹和前胸，下边被我用双手使劲托着，上头一直頂到我的下巴上。我用力挺着肚子，顶着那一摞砖，不能低头看脚下的路，仅凭着感觉从窑口往摞砖场上走。我那原本脆弱的呼吸器官因砖灰的刺激而疼痛不已，也咳嗽不止，这咳嗽震动得胸前那一堵砖墙摇摇欲坠。
正在摞砖的保占英看见了，紧走几步到我面前，把砖块分两次接过去。虽然他默默无语，但那眼睛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切和怜悯。这种关切和怜悯让我惊讶，让我好奇，也让我警惕。
休息时他躲在砖垛背面避风，我也凑过去避风。这个高个儿的清瘦老头，脸上老带着笑容，绝不像我小时从书本上熟知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老地主。我很想揭开他的伪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我也很想搞清楚他有着怎样的罪恶发家史。主意拿定后，我就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
我问他："你上几辈儿也是务农的吗？"
他回答说："就是的么，种了几辈子地了。"
我又问他："你们上辈人手里土地多吗?"
他说："上辈人手里土地不多，穷着呢。"
我笑着问他："到你这辈子咋一下子挣了那么多土地呢？"
保占英说："攒下一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赶紧去买一点地，这土地就越来越多了么。"他转而问我说："你家里老人都好吗？老家在哪？"
我便告诉他，我现在只有父亲，母亲早死了。我的老家在河南，家里原先很富有，后来我爷爷死了，庄稼又连续遭灾，再加上瘟疫流行，在四十天内陆续有六位家人去世了，土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到土改时定了中农。
我是想用这种抛砖引玉的方法套出他的罪恶发家史。他对我似乎不加防范，像普通的老农那样，说话时常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语气淡淡地对我说着自己的家史。他说自己一家人平日里舍不得吃细米白面，只吃黑面和杂粮，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添置土地；舍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卖掉；舍不得买布做衣服，不论冬夏都光着身子穿毡袄。那毡袄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贴身子，里边也没有衬衣可穿，风一吹透心凉；而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风，还毛扎扎的，太阳一晒又热又痒。就这样，把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土地……
我想起了我来时杨队长盖在我身上的那种能穿几代人的光板子老羊皮大衣，据说那在解放前是地主老财们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我就问保占英："那时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吗？"
保占英回答说："攒上几张羊皮就赶紧卖了，谁还舍得用它给自己缝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听他讲述自己的"发家史"，我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心想，你是地主还不算是大户人家？一个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毡袄？你的地主成份真的是靠自己的勤奋和节俭挣来的吗？
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拿这话问了队里的老年人，他们都说保占英是个实在人，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一家的确常年穿毡袄，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确实是自己辛苦挣来的，而有些人好吃懒做，又抽大烟，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了（折腾光了），到临解放时家里烂包了（破败了），就成了贫农。
对我讲保占英家世的人还说到这样一件事：保占英的一位亲戚是山西人，山西的土改搞得早，这位亲戚回山西看到了有钱人的下场，回到杨朗后就急忙将自己的生意都折倒了（变卖停业了），把大部分钱财都藏起来，只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给买了十五亩土地。这位亲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观望，前进一步可以照样做生意，后退一步可凭借这十五亩地维持家人的生计。结果他没有等到恢复生意的机会，倒是看到杨郎和山西一样也进行了土地改革。
土改时根据土地的多少和剥削量的大小来划定成份，这十五亩土地无疑又给保占英增加了罪恶。那地契上写着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也说不清，只能乖乖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说这话的人末了还叹息道："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实他们家不光吃穿条件差，连住的房子都是烂栅栅（茅棚屋）。"
听了这些介绍，我再见保占英时，对这个阶级敌人就咋也恨不起来了。
人们还对我说，杨郎公社梨家河队有个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早先梨家河这一片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方志强是个败家子，又抽大烟又赌钱，将祖上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穷得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土改时他家便被划为贫农成份，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在杨朗四队持以上看法的人很普遍，这使我非常震惊。所谓地主都是靠剥削穷人起家之说，在我的脑海里崩塌了，眼前的地主分子保占英，与阶级教育资料上说的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我想，莫非对地主也不能一概而论吗？莫非定地主也有扩大化吗？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二十多年后我看了老鬼（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著的《血色黄昏》，心里的疑团也就淡化了。因为他的回忆中写着，一个蒙族老头只因有十五只羊就被补划为牧主成份（相当于地主），而定为牧主后他就被抄了家，还被毒打得死去活来。
接触保占英的老婆是由于另外一次偶然。那时候，我曾多次在别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的在地主分子保占英家与他的老伴儿同宿了一夜。按理说，我应该远离地主富农这些阶级敌人，将立场牢牢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但那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地主家哪位女眷热情邀请了吧？可能是谁介绍和指引我去的吧，也可能是别处都不方便我无处可去了吧？
记得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有什么虫子在咬我，浑身奇痒难忍，我不断地用手挠着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并且烦躁得不停翻身。与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惊醒了，她说："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着吧？"听她这一问，我恼怒地说："啥东西嘛？快把我咬死了！"
地主婆爬起来了。她点着了灯，从小针线筐里找出长长的一根针，那是缝被子的那种长针。地主婆先在墙壁上寻找着那几乎看不见的小洞眼，然后将针尖放到灯上烤热了，朝墙壁上的小洞眼里一扎，再快速抽出来，就见一个肥肥的小虫子已经挑在针尖上了，地主婆说这是臭虫。那臭虫细小的腿还在挣扎着，老婆子再将长针放到灯火上，只听吱的一声，针尖上的臭虫就成了干瘪的黑点了。如此这般，她竟然烧死了不少的臭虫。尽管这样，当我再次躺下后依然睡不着，那臭虫前仆后继地来袭击我，我就像烙饼子一样，在她家的土炕上翻来覆去折腾着。
地主婆没有睡，她继续满墙壁寻找着那可恶的臭虫，并把它们一个个都烧成干瘪的黑点。她边消灭臭虫边念叨说："唉，看把我狗娃（农村长辈对小辈的爱称）咬得糟孽（可怜）的，看把我狗娃咬得糟孽的。"。
看我依然睡不着，在捉臭虫和烧臭虫的同时，她和我拉着家常，打听着我的家庭情况。当听说我没有妈妈时，她叹着气颤声说："你的娘母子咋没得那么早？唉，糟孽的，糟孽的……娃娃没有娘母子最糟孽了……"
反正睡不着，她烧她的臭虫，我就借着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四下里观察着，想看看这地主的家里有什么阔气的摆设。结果我失望地发现，她家与队里的贫下中们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黑脏的土墙壁，同样是硬邦邦的，又脏又破的被子。想起保占英对我介绍过的家史，想起有些人对保占英家解放前生活情境的描述，我想，她家解放前也是这么家徒四壁吗？我不能相信，实在不能相信！
看着那黑烟袅袅的煤油灯，注视着那带着满脸歉意专心致志捉着臭虫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复杂。
这次借宿的经历之所以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记忆，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虫咬得我奇痒难忍，过后永远不忘；二是她那消灭臭虫的方法使我惊奇，那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三是这地主婆捉臭虫时的目光中分明充满着对我的疼爱，那是一种我已经久违了的母亲般的眼神，然而它却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老地主婆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么思想动机呢？我用我所有看过的书面资料，和我所有听过的口头资料，分析着，思索着，却依然不知就里。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不过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很普通的人性罢了。只不过几十年前我总以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我便在否认这老地主婆是一个"人"的前提下，用评判"狼"的准则来看待她的言行，那怎能不产生困惑呢？
二〇〇六年七月，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满头银丝，说话时头不住地颤动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着看了她好几分钟，她也没有认出我来，但却热情地一叠连声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亲戚啥？你是那里的亲戚啥？"她边问边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么食品一个劲儿往我的手边推，再三对我说："你吃啥，吃一点啥。"
他儿子大声对她报出我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最后，她儿子再三提示说："妈：你好好想想，她是当年在咱们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
我也提示她说："我还在你们家睡过觉呢。"
老太太猛然反应过来了。她说："噢，你那时候住在换儿家那个箍窑（窑洞）里。"
认出我之后，她对我说："我已经一百岁了，盼望着早点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
她儿子在一边小声对我纠正说："我妈胡说呢，她才八十四岁，哪来一百岁！"
叙谈了一会儿后，我把她扶到院子里给她照了一张像。告辞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她，阳光下，她头上那所剩无几的银丝轻轻地飘动着。
哎，你这善良的"地主婆"，总算不用担心挨批斗了。我也请你原谅，我不得不在这里继续称你为"地主婆"，这仅仅是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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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之泓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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