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宁夏歌舞团演员

在荒远的农村，人们晚上挤在一起开会学习，在缭绕的烟雾中一块儿享受旱烟的辛辣；白天一块儿下地劳动，一块儿坐在地埂上休息，一块儿开着荤味儿很浓的玩笑；放工时你推我搡，一块儿用劳动工具互相碰撞打闹着回家。这种本应使人们欢乐的日子，却让人们感到单调和沉闷。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最高指示发表，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被打倒的红头文件传达下来，也没有什么放电影的好消息，那么整个杨郎街就如同一池波澜不惊的死水。这时，只要有一星一点来自外部的新鲜消息溅进这死水池，马上就会荡开一层层涟漪。

自治区歌舞团的大演员们要来杨郎劳动锻炼了！这是我到杨郎第四个月时传来的消息。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兴奋地奔走相告着，这消息便像插上翅膀一样飞进了杨郎的每一座土坯房，每一孔土窑洞。于是田间地头少不了对这一消息的热议，家家户户吃饭时也就有了助餐的话题。

果然，过了不几天队里便开始分配接待任务。分配原则是：住处宽敞的人家每家接待一至两人。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分配我也接待一人。

歌舞团的车是晚上点灯以后到达的。来我家的是歌队队长刘微云，中等身高，身板微宽，见面就知道是热情健谈的人。那天我用最白的面给客人擀面，又拿出一根葱切碎，在铁勺子里倒了一点我自己一直舍不得吃的清油，放在灶眼里炝了一点葱花，除了没有淹猪肉之外，其他都符合当地待客的规矩。

我把面条有形有色地端给她，然后我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她吃，猜测着她对面条的评价。她吃饭的情形很让我奇怪，只见用筷子使劲儿往嘴里扒拉，但碗里的饭却减少得很慢，那碗饭似乎吃了很长时间。等她终于吃完了，我赶忙要捞第二碗，但她说吃饱了，坚决不让我再捞面。

我惊奇地问她：不好吃吗？她连声回答说：好吃！好吃！我相信了她的话，因为那时谁要说葱花面条不好吃，我是无法理解的。

收起她的碗筷后，我给自己盛饭。我把那剩下的葱花往碗里拨了几星星，又放了一些干辣椒面。虽然我耽心吃相不雅而尽量放慢了吃饭的速度，但几碗面还是飞快地下了肚子，直看得客人目瞪口呆。

晚上为了节省点灯的煤油，我和刘维云常常躺进被窝在黑暗中聊天。但奇怪的是，我们同为被教育对象，可更多的谈话内容都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分析批判许多她看过或是我看过的小说，比如《复活》、《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从小就是书虫，刘维云比我年长，读过的小说更多。我俩名为分析批判，实则是醉心地欣赏，于是我们谈呀，谈呀，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她讲过一个苏联红军女战士，独自在海边的一个空屋子里，看守着一个成了俘虏的，有着漂亮蓝眼睛的德国鬼子。几天的相处，女战士居然爱上了自己的俘虏，而有着漂亮蓝眼睛的德国鬼子也爱上了自己的女看守，他承诺，战后要让自己心爱的姑娘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有一天，当海上传来轮船的声音时，那德国鬼子一边向海边飞跑而去，一边兴奋地高喊着："是我们的船！是我们的船！"而此时那女战士觉醒了，她知道双方之间有着阶级的鸿沟，最终不可能走同一条路。于是她毅然举起了枪，将那飞跑的德国鬼子打倒在海边……

快四十年了，我之所以还记得她谈的这一内容，是因为那个故事让当时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现在看来，那时我俩敢那么无保留地谈论 "毒草"作品，可能是不由自主产生的对于非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新奇感吧。

没几天，歌舞团内部流传着一些闲言碎语，说什么刘维云接受再教育的心不诚，不愿住进真正的贫下中农家，却和一个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知青住在一起。刘维云警觉了，知道这是很不利于组织上对她的最后评价的，于是她便强烈要求另换一家，最终被安排到吉老汉家里去了。然而这吉老汉也并非出身贫农，只不过不是"知识分子"罢了。

以后我与刘维云碰面时还谈那些没有谈完的话题，但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第二年我有事来银川，在刘微云家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刘维云还关切地问起杨郎的收成和社员们的生活。我说这两年收成不好，社员们的日子比以前更不好过。刘维云和她丈夫听了这话都很感慨。没想到我们的谈话不小心让她那六、七岁的小儿子听见了，小家伙便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地说："妈妈，妈妈：现在是新社会了，为什么农村还会吃不饱？"吓得刘维云急忙掩饰说："你听错了，你小朱阿姨说的是解放前，不是解放后。"

不论刘维云当年如何积极改造世界观，她还是被迫离开了歌舞团，到银川"五一餐厅"做了服务员。据说她的丈夫政治上也有点什么问题，组织上当然不能让她这样的人继续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再后来，落实了政策，刘维云又回到歌舞团了，但已经老了。

我的事迹上了舞台

歌舞团来杨郎时正是我给贫下中农送"红宝书"之后。我的这种举动毕竟是杨郎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所以不知歌舞团什么人首先发现了我这一典型？立即提出要用文艺手段歌颂。听刘维云说，研究这一提议时还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质疑说，那么多的贫下中农，我们不去歌颂，却歌颂一个知青，据说这知青还是中农出身，我们歌颂她合适吗？可不要了偏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啊。

关于我出身于中农家庭的事，要在这里给做一个必要的说明。按政策规定，每个人均应该根据自己父亲的成份来填报家庭出身。我父亲本人是店员出身，相当于工人或者贫农。按道理讲，我们这一辈儿应该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店员"二字。可是父亲的成份又没有经过上级用文字形式肯定，使我们没有填报的依据，那么就只能再向上，往我祖父那一辈儿推导了。而我祖父在土改前二十年即死去，土改时并不给死人划阶级成份，祖父便没有获得任何阶级成份。我父亲面对家庭出身一栏，就无法按他父亲的成份填报，我们当然也无法按祖父的成分填报，只好继续向上，推导到我曾祖父那一辈儿去。我曾祖父在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成份，所以我父亲便将他的家庭出身填写为中农，我们姊妹六人也只能追根溯源按那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的中农成份填报，这就导致了宁夏歌舞团在研究是否能用文艺形式歌颂我时，产生了不小的阻力。

我的女儿看了上面关于阶级成份的说明，可能会觉得罗嗦吧。但你要知道，那时候什么都可以含糊，这成份问题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歌舞团中也有人坚持认为，做为一个知青，既坚定地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又热情地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歌颂这样的人不算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于是这种意见便起了主导作用，我也终于成了被歌颂的对象。

演出那天，先由公社开大会，会后才是文艺演出。参加大会的人特别多，连不常出门的老人们也来了。男人们肩上扛着小孩，女人们也向着台上伸长了脖子，整个舞台下人头攒动。住得近的人还从家里拉来了架子车，用木凳子支稳了车辕，一家人都站在车上以便看得更清楚。有的人就地拣几块碎土坯摞起来，用一只脚站在上面，保持着金鸡独立的姿势，站累了就跳下来，换另一只脚再站上去。

我对那天的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乐队的合奏把全套家当都拿出来了，形状千奇百怪的各种管乐、弦乐、键盘乐，挤满了一戏台。至于演奏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曲子，我想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到演奏的水平如何，更是没有一个人能听出名堂来。能看到宁夏最高水平的演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幸福。其他的，有谁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为我排演的专题节目是歌伴舞。那歌是由安妮作词（安妮后任宁夏政协委员），套用了"宁夏道情"的曲调，由歌唱队演出。歌词有好几段，当时我曾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但遗憾的是，后来我将这些日记都填进了灶火中，以至于我在写这部书时，怎么也不能将其全部回忆出来，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两段：

1、朱珠是个好青年，唉嗨，唉嗨吆!来到杨郎把家安。立志当个好社员，跟着毛主席，把革命干。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2、朱珠是个好青年，唉嗨，唉嗨吆!杨郎公社美名传。买来宝书送亲人，与贫下中农，心儿相连。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那天词作者安妮同时又担任了领唱的角色，从那以后，我便再也忘不了安妮那脆生生水灵灵的嗓音。

事后，这场演出在我们生产队又被人们热烈地回顾了无数次，也被人们认真研究了无数次。人常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社员们研究最多的是那些器乐的形状。乐队的队员们也住在我们大队，由于离得很近，已经被我们生产队那些好奇心很强的，又很善于摸情报的小伙子们，打听了个底儿朝天。不但知道他们各人姓甚名谁，还几乎知道他们家里的锅大碗小。所以，在回顾演出盛况时，他们往往说，嗨！那个某某拿的乐器有个风箱杆子，用手把那个黄铜杆儿一抽一抽的（长号）；那个某某拿的像是从中间切开的半个大葫芦（琵琶或者提琴）；那个某某吹的那个东西像个蜗牛（圆号）……

除了乐器的形状外，另一个讨论的内容是演员们的表情和动作。比如说手风琴演奏者两个肩膀一抖一抖的，像是从身上往下抖虱子；说打击乐的演员低着头边打边摇晃，像是喝醉了坐不稳；说管乐演员鼓着腮帮子，像是在吹刚宰杀的猪。

而歌颂我的那个节目，由于歌词通俗，曲调简单，在我队普及率很高，在一段时间内，那些淘气的男孩子一见我就高声唱起来，但他们唱的却是经过自己"再创作"的歌词：

朱珠是个坏青年，唉嗨，唉嗨吆!来到杨郎把家安，立志当个坏社员，不跟毛主席，把革命干 ……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当年带头篡改歌词的是吉老汉家的长孙吉海光，十几年后他却成了我的四妹夫，此是后话。

我的"事迹"上了杨郎的舞台，而为我创作节目的不是什么公社级别的宣传队，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高级别的文艺团体啊。所以它让我激动了很长时间，有时竟飘飘然到以邢燕子和侯隽自比。这时候，一九五八年回到天津市宝坻县大中公社司家庄村务农的邢燕子，已经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与当地农民结婚了，文革中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放弃高考而下乡插队的侯雋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感到自己终将成为侯雋，邢燕子那样的知青明星，因此，我很愿意人们提起那次演出，好借以重温那份那份骄傲。但骄傲之余，想起有人把我送的红宝书撕了做其他用途，心里又有点尴尬，所以我又羞于人们提起那次演出。

前几年我丈夫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与安妮一起开会。当安妮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后，立即提到那个歌唱我的节目，还当场唱出了全部歌词。可惜我丈夫今天记住的歌词也不比我更多，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安妮现在也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