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狗卫士

当年的我，也还称得上是身材苗条相貌端正，又正处于青春年华。作为这样一个女性，在偏僻的农村独自住一所院子，总要比男生有更多的不安全因素。加之我的那些下乡到山区的学友们，多次说起男性农民对女知青的求爱，是那样的令人感到厌恶和恐怖，几乎没有什么语言铺垫便直奔性的主题。更有那色胆包天的，晚上还动不动跑到女生的住屋外强行叫门。

虽则这仅是个别人的行为，而且在杨朗我也没有看到这种危险性，但我还是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即便没有被性骚扰的危险，也总会有本队或者外队的那些吃不饱的农民，会发现我的防卫漏洞，找个风高杀人夜的时机，来偷走国家给我的这点口粮，那也是很要命的了。

我的房东养着一条大狗，这狗连个尊姓大名都没有，房东呼唤它时，就叫"狗！"或者"嗨！"就行了。它浑身黑亮亮的，只有头顶和腿上有少许白色杂毛。站立时那四条粗壮有力的腿绷得直直的，摆出一幅九级台风也撼不动的架式。它的脑袋四方四楞的，平时总是伏在伸开的两条前腿间闭目养神，只要远远近近有一点动静，它就支愣起脑袋做出侧耳倾听的样子，那两眼也就立即虎虎有神起来。

早在"低标准"年代，小小年纪的我就因偷掐农民的苜蓿被而被人家的狗"追杀"过，所以一直怕狗。来杨郎后，第一次见到房东家大黑狗那穷凶极恶的样子就吓得不知所措。惹得房东家的两个孙子一边为我拦狗，一边窃笑。即使我在这个院子住了好几天之后，那狗还是凶巴巴地对待我。后来按照房东家大孙子的指点，我喂给黑狗一点吃的，它便从此对我温顺起来。不论它正在多么凶猛地朝着陌生人狂吠和暴跳，只要我做个手势，或者轻轻斥责它一声，它便立刻乖乖地蹲回自己的狗窝前，只是嘴里还欲罢不休地低声呜咽两声，那得不到主人理解的委屈模样还真让人疼爱。当我终于敢大着胆子抚摸它那黑黝黝的皮毛时，它还温情地望着我，把前爪子搭在我的身上，对我表示着充分的善意。

因为狗的凶恶，人们轻易不敢进这家院子。但这家人三代光棍，没有妻子们的唠叨，正是男人们打牌的好场所。所以老房东的儿子便喜欢叫几个牌友来热闹热闹。房东的大孙子也喜欢在旁边观战，有空缺位置时也大胆上去摸两把，而当爹的在这种时候也并不反对。他们常年身无一文，所以从不赢现钱，只不过谁输了，谁就趴在地上学两声狗叫。如果是长辈输给小辈了，也就抹平了事。

他们玩的是叫什么"掀花花"的一种纸牌游戏，那纸牌是窄窄的长条形状，上面没有复杂的图案，只有一些数目不等的红色圆点。在农村玩纸牌是男人的专利，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掀花花"的游戏规则。

每有牌友来，那狗总是不依不饶，即便你是来过多次的人，它也假装不认识，照样凶猛地攻击你。锁在铁链中的它，攻击人时后腿直立，前腿悬空抬起，勇猛地向上跳跃着，往前扑着，狂吠着，好像来的人都是它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

可能是房东考虑到狗的凶恶会使牌友们不便，也可能是考虑到应该对我的安全负点责任吧，总之有一天我回来时，便没有在狗的贯常岗位上看到它，却在我的住房门口看见它大义凛然地戴镣徘徊。

从此大黑狗便做了我的专职卫士，但惭愧的是，喂狗依然由房东负责，因为我没有东西可给它果腹。它也不计较我对它的慢待，还是专心警戒着我的住地，使任何人都不能靠近。

那时候，我每天回到家都要先蹲到门口，摸摸狗的身子，拍拍狗的脑袋，算是跟我的卫士打个招呼；而它对我的回应是，先站起来朝我摆摆尾巴，再蹲下来将前爪子搭到我的手上，然后用它那黑溜溜的眼睛直视着我。

一九八一年我故地重访时还问起这条狗，却被告知说"早已老死了"。

写到这里，那静静的杨郎小街，那灰土土的农家院墙，还有那条大黑狗，都时而在我眼前推进着特写镜头，时而又渐渐地隐去。我心凄然，便站起来伸伸腰。思绪也从杨郎那土坯屋里拉了回来，继而又被扯向大洋彼岸的一个城市，此刻我的女儿正在那里读书。想来，女儿不会需要用狗来做卫士吧。后来，我问起女儿的安全问题，女儿说，有一次做试验直到深夜才从实验室回宿舍，给学校保安打电话请求保护，保安当即赶来护送她回去。

我说："不错啊，你来自一个发誓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安却无条件地保卫你的安全？可我们当年看病都要先填写家庭出身啊。"

买"红宝书"送贫下中农

下乡两月后，县上给我拨了一百二十元安家费，可这笔钱却愁坏了我。不知道上级定出这个数目的依据是什么。但我听当地人说，要修建一间最简单的土坯房，购买基本用料的最低预算刚好是这个数。

开春后这笔款就拨来了。不久，志萍姐便着手在她娘家院子里给自己盖住房，而小康的爸爸也四处查看着挑选宅基地。当一同下来的人都有了着落后，孤零零的我却被晾到了干滩上。想到房东迟早要用我借住的这间屋给他的长孙做新房。那么我又该到那里去给自己搭一间安身的小土屋呢？何况领到了那一百二十元安家费后，我已经买了几种必不可少的农具和几样最基本的灶具，眼瞅着安家费的四分之一已经从我的手里流走了。如果盖房，除了买砖、木料、土坯和门窗外，还得准备供工匠们吃的粮和菜……天哪！剩下的八十多块钱够做什么呀？我愁得肠子都打结了。

宁夏南部山区的春夜与寒冬相比一点也不示弱。炕洞里煨着一点火，人缩在被子里还能将就，但只要离开被窝，人就冻得伸不出手。晚上我把大半张脸都埋进了被子，伤心地哭了一通又一通，第二天发现被我哭湿的被头都冻得硬邦邦的。连续几个夜晚，我想了哭，哭了想。我想起了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想起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口号，我知道哭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我又擦干眼泪，在被窝里小声地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可是，决心比天高，意志比铁硬，末了我还是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哪里呢？在那里呢！于是，刚止住的眼泪又涌出来了……

想着，想着，突然一个新的念头冒了出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次借房子住，以等待我的下一步人生变数呢？我反复设想了我人生的下一步，它不外乎是以下四种结局：一是经过锻炼后，被选拔到城里工作；二是将来嫁给外地来宁职工，将户口迁往婆家所在省市的农村；三是嫁给本地职工，婚后依然在这里劳动，由男方给我盖房子；四是嫁到本队，入住到婆家去。不论结局是哪一种，我现在都没必要给自己盖房子。

主意拿定后，我就开始动心思借房子。首先考虑的是借生产队的办公室，但很快就遭否决，因为办公室不容许砌锅灶破坏现有的格局，再说帐本啦什么的都保存在办公室里，一旦有什么意外，我也负不起那个责任。

其次考虑的是借看场小屋，但这一希望也很快破灭了。因为场院里存放的是全队所有人的口粮和全部待交的公粮，是全队的命根子。万一有小偷来，住场屋的人要能够与之英勇搏斗一番，确保大家的口粮万无一失，显然，我这样的弱女子是不能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

那么哪儿能给我提供一块小小的栖身之地呢？这时，住在杨郎街南头的张会计老婆来找我，说问我借点钱。她借钱的用途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说是过几天到三营集市上卖了鸡蛋就还钱。我问她借多少，她说借五块。我想，一个鸡蛋才七分钱，五块钱需要卖出七十多个鸡蛋才能凑够。那时家家都只养一两只土鸡，一只土鸡平均两天才生一只蛋，那她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这七十多个鸡蛋呢？可人家既然张开口了，我怎能忍心拒绝呢？

她接过钱时再三道谢，临走又问我说："听说你不盖房子了。"

我说："嗯，要不哪有钱借给你。"沉吟了一下，我又补充说："要是借不到住处，我还得想办法盖房。"我补充这话是为我以后向她讨债埋下伏笔。

谁知她也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家有个烂箍窑，现在里面放了些杂伙伙（杂物），你就在那里安上一扇门，盘上一个碎炕，凑合着先把身子扎站（安顿）下来吧。"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当即随她去看那个窑洞。她家住在杨郎街最南端，即原来杨郎南城们的里边，紧靠着张营长家，而准备借给我的那孔窑洞紧靠她家的大门。尽管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看之下我还是心酸得眼睛都模糊了。因为那窑洞还不到五平方米大，且非常破烂，墙壁上的泥土都碱化了，手一碰就往下掉土渣子。窑洞的顶部与后墙相连接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那裂缝大约有一寸宽，天空的亮光乘虚而入，惨淡地照射在后墙上。大约是怕倒塌吧，小小的一间窑洞，还在中部砌了两堵窄窄的隔墙，从两边顶住窑洞的顶子，同时这隔墙也自然形成了一道门，将窑洞分隔成了前后两部分，使那本来就有限的空间更加窄小了。而且这窑洞既没窗子又没门，只有一个曾经安过门的，光秃秃的门洞子。唉，别无他法了，住这样的窑洞倒是不担心房东会收回去，因为它实在派不了别的用场。

住房问题落实后，我立马没了后顾之忧，几天来一直崩得很紧的神经一下子松解了。我认为凭借手里这八十多块钱，扣除收拾窑洞的必要花费后，如果细水长流补贴生活的话，够我支撑很长时间。这时我的另一奇思妙想冒了出来，那是因为一段我很熟悉的旋律突然荡响在我的耳边：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想，我也应该使自己象种子一样与当地的农民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可我用什么办法来发挥革命种子的作用呢？我想起了电影上看过的天安门广场开大会的情景，眼前浮现出一大片挥舞着的"红宝书"，天安门城楼上的林副主席和所有中央领导们也手举着"红宝书"。对！我要给他们每家送一本"红宝书"。

第二天我就步行八公里，到三营镇新华书店买了五十多本《毛主席语录》，回队后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赠书那天，先是队长讲了话，大意是说，知识青年朱珠热爱我们贫下中农，她买来了"红宝书"，给我们每个贫下中农家庭赠送一本，希望我们大家都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刹那间，会场上突然停止了喧闹，男男女女都很庄严。会计叫名字，每家的男人依次上前去领书。男人们领到书后都拿到眼前审视着，用粗糙的大手在封皮上摩挲着；女人们扫了一眼男人们手中的书，低头不作声，一心做着针线。整个会场上只听见会计叫名字的声音，男人吸旱烟锅的吧唧声，还有女人们手中的细痲绳穿过布鞋底的勅勅声。无疑，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鲜事儿，只怕每个人的心里都惊呆了。

后来我在好多人家都见到这样的情形，将我送的《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放在文革前祭祖用的供桌上。为此我骄傲极了，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永垂青史"的事儿。可是时间长了，我终于知道，这个有三百多口人的生产队，只有四个人上过中学，还有几个人上过几天小学，但却识不了几个字，用他们的话来说，"斗大的字装不满一筛子"。何况绝大部分人根本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送"红宝书"给他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后来，在两户不识字的社员家中，我居然各见到一本撕得只剩下一半的"红宝书"。那另一半呢？做大便时的手纸了？不！不会！他们也没有用纸擦屁股的习惯，大便后都是用土坷垃蹭一下就解决了啊。

当我满怀义愤地将此事说给杨郎供销社的刘锡林时，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和愤慨，而是微笑着说："这不奇怪嘛，农民绝大多数没有看书读报的习惯。有的队干部到县上开会也领过《毛主席语录》，你现在到他们家找去，十有八九都不见了……可他们对党和毛主席还是很忠心的。"

原来如此！等农民们激动过后，还不知道在内心里是怎么讥笑我呢？

随着时间的流失，我越来越为我当初赠送"红宝书"时所表现出的幼稚而感到羞愧，有时私下里难为情得真想抽自己几个嘴巴。买那些红宝书我花了二十五块钱左右。如果用这笔钱买当时最便宜的一种叫做"丝布"的布料，大约能买九丈，用这九丈布做裤子可以做十五条，用它做上衣可以做十二件；如果用这笔钱买回城的车票，大约能买四十一次；如果用这笔钱买信封和邮票，大约能寄二百五十封信。而这些东西在以后的几年中都是我极为需要而又极为缺乏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