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杨伯方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杨伯方：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个兵，他被汽车压断了腿，不能走路，我们抬着他上路。一直抬到滂平江，我们舍不得把他丢掉。但是滂平江对面又发现了敌人。把后队变前队，我们另外找一个渡口过江，强渡就要翻一个山。那天是晚上，一个人拉着草上山就非常困难了，你几个人抬着一个担架那怎么能够上山？我们站在那里，就感觉着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停下来，那么后面这些要跟着上来。上来以后长官看到这个情况他授意给我们，既然是这样没有办法把他带走，你们就想办法让他安息在这里吧。那么自己的士兵我们怎么忍心把他丢下？到最后大家商量了又商量，商量了看还只有这个办法。就把那冲锋枪，把那子弹拉到最后一颗子弹，乘他不防的时候就给他一颗子弹。就是在那里，我们用刺刀挖一个土洞把他土里埋掉。

亲手掩埋了弟兄后，剩下的人还得继续往前走。他们不知道下一个轮到的会是谁。此刻，杨伯方比任何时候都想念洛阳的家人。

杨伯方：人哪，我们怎么不想。自己也有父母兄弟姐妹。离开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你怎么讲，你是个军人，你总不能当着大家面，你哭一场，哎呀，我想家了。没有这种心啊。有眼泪只有往肚里藏。谁也不会说我们走错了路不会。出来是为国嘛，为了抗日嘛，那怨什么。那个时候我有想到，想到我爸爸，他不让我参军，我非参军不可。但是那时候想有什么用。

杨伯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继续走下去。他只是恍惚地意识到不能停下来，不能倒下去。他不想成为这原始森林里的孤魂野鬼。

败走野人山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

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警卫营的营长是杜军长的家乡人，陕西米脂人。他就搞了一副担架，好几个人抬杜聿明。特别是有时候，有些那个大树倒了以后，你要从树的这边抬到那边，要费好大的劲。上去要把树抬到这个地方。人要过去，再这样抬过去，光是抬军长死掉的人就有二十多个。其中还包括他们这警卫营营长。

在一个短暂的晴天，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于是天黑之前一队美军运输机飞到这里，投下了许多降落伞。这些物品中不仅有食物和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一架电台。受尽磨难的士兵们绝处逢生。这天晚上这支失踪已久的孤旅终于同外界恢复了联系。

主持人：你说当时人饿成什么样？据说就在接到空投食品的那一天，就有几个士兵因为一口气吃得太多，撑死了。1942年8月，当最后一名中国士兵踉踉跄跄走出野人山，到达印度小镇利多的时候，历时半年的缅甸之战就以中国远征军千难万险的撤退告终了。撤到印度的不足一万人，跟孙立人的新38师整编成驻印军，由史迪威指挥，准备日后的反攻。这时候心情最凄凉的恐怕要算杜聿明了。他跟所有撤到印度去的官兵们一样，发誓一定要用日寇的血来祭奠死在异国他乡的弟兄们。可是重庆有令，让他回国述职。这就意味着今后他不能指挥缅甸作战了。临走前杜聿明把手枪交给廖耀湘师长，说好好练兵，反攻缅甸，报仇雪恨的事就拜托你了。离开印度之前杜聿明更是在几千官兵面前泣不成声，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们。野人山里那么多咱们弟兄的遗骨，就托付给你们了。回到重庆后，杜聿明坐了半年冷板凳。后来升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