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做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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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峥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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