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军纪之严、处罚之苛。1926年2月，黄埔军校又出现学生不敬礼之风，蒋介石再次重申，并罚学生“每日演习敬礼三十分钟”，并要求同级、同学之间一概互相敬礼，“对于不敬礼之官、生、兵、夫，务必严行干涉，否则即惟各部、处、团、队长官奉令不力，训练无方者是问”。[37]

学生日常所受的处罚有降等、重禁闭、轻禁闭、苦役、禁足、立正等六大项。最为严重的处罚是除学习、教育外，被关入禁闭室。禁闭分轻重两种，轻者尚得以有卧具睡觉，饮食与平时无异，但洗浴则受到限制，规定“必要时许其入浴洁身”。重禁闭者则完全不同了，不仅“不给卧具”，而且“食时仅给食盐开水”，但“每经三日改罚轻禁闭一日，由卫兵司令监督执行”。禁闭时间较长，无论轻重，禁闭的极限日期是一个月，即便被禁闭者生病，病愈后仍须回禁闭室补足时间，只是一律回轻禁闭室中。与禁闭相比，其他几项对身体的惩罚要轻得多，做各项杂役，禁止出营房，长时间立正，但不得超过三小时。[38]此外，黄埔军校还有常用的戒尺惩罚。

总体而言，这些惩罚措施都是对学生的体罚，它力图通过对身体的控制而将纪律观念渗透到学生的心理层面，正如蒋介石所言:“军纪训练的行程，是由外而内的，就是要先从形式上训练起来，然后慢慢地引导到精神上面去”。[39]只有将纪律化为其身体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才能真正成为训练有素的现代军官。

蒋介石与军校日常规训

黄埔军校的日常规训之所以成功，固然与严格的政策制度密不可分，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黄埔军校面对的是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而不是囚徒，因而如果仅以严格制度进行单一化规训，必须会因过于压制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初期经常发生学生因无法承受严格规训而逃跑的事件，所以，制度只是规训的一部分，而黄埔军校进行的隐性规训则应受到重视，特别是蒋介石个人的作用值得重视。

蒋介石特别强调军纪，认为“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我们做党员、学生的人，时时刻刻都要拿纪律来做我们做人的把柄，若是没有纪律，那么，精神散漫不能一贯，意志就不能一致，组织更无从统一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不准有第二句话的……以后无论在操场上，寝室内，以及在自修室内，都要照规定的章程去做到。”[40] 同时，蒋介石指出黄埔军校的教育“时间极短促，不比那普通教育，所以，训练上取含有刺激的处罚”。[41]因此，他对纪律的重视超过其他人。首次对学生训话时就强调:“我自己严守本党纪律，严守本校校规，决不敢轻忽一点，愿各位体此‘严’字本旨，我们大家要拿这个‘严’字治理这个学校”，并亲自逐条厘定学生遵守规则草案。[42]蒋介石极其赞同军校用戒尺，将它比作教师教育小学及佛家戒律修行用的戒尺，认为这不是“刑具”，而是“苦修的一个有刺激的警戒”，因此，戒尺令人难以置信地在黄埔军校一直沿用。[43] 对于违反军纪的行为，蒋介石更是要从重处罚，哪怕如前所述的不敬礼等极小过失。蒋介石对军纪、军容的要求不仅在教学训练时间内，而且业余时间也必须如此，师生们在傍晚自由活动时间遇见散步的蒋介石，“都要立正行礼，当蒋介石看到军容不一整或礼貌不周的学生时，总会加以训斥”。[44]可见，蒋介石对学生规训之严格。

虽然蒋介石认为“军事教育不是靠感化可以做成功的”，[45]但实际上他一直在从事“感化”工作。这里所谓的“感化”，是指蒋介石运用训话、个人仪表等多种方式进行的非强制性规训，作为制度规训的补充，而这种规训表面上只是主旨相似的内容重复，但却使学生从心底对自己的职责与纪律产生深刻的认识。所谓训话，本身就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是对受众的训示。蒋介石训话极其频繁，“毕业前一段时间，更是每天训话，一训少则半小时，多则一个多小时，师生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无人敢动一动。训话时言必称‘总理’、‘革命’，翻来覆去强调的是军纪、军规，对官长的服从”。[46]实际上，蒋介石在训话中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传输给学生，作为对日常制度规训注重身体训练的补充，即强化精神上的纪律统一，遵从总理遗教及蒋记三民主义。仅据台湾所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集）统计，自5月黄埔军校建立后，1924年蒋介石就曾训话多达22次。见下表:

从上述训话题目可以看出，蒋介石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对学生的规训，从三民主义、到军人使命，从日常起居到纪律惩罚，极大地补充了制度化日常规训内容的不足，实现了对学生从肉体到精神的全方规训。蒋介石几乎每篇讲话都会提到军纪，尽管有的主题与军纪无关，如《“团结一致”的要旨》、《自由平等之真义与团体生活的重要》等文，最后强调的仍是“本校学生要遵守军纪，还要服从党纪”。[47]在训话中，蒋介石经常直接批评具体人员的过失与处罚情形，这对于被批评者构成巨大压力。在《革命党员要做强毅的“无名英雄”》训话中，直接批评“第二总队的学生毛病百出”，“不但内务不整齐，并且服装也太不整齐。在学校都穿起外套，戴起风帽，并且在风帽之外加上一顶军帽，像这样腐败的情形不但军官学校不应该有，就是强盗也没有这样腐败的情形！”[48]军校在创办初期时有学生逃跑，一位学生因半夜逃跑被关禁闭后大哭，蒋介石遂在大会上直接点名批评这位名叫程汝继的同学，并说该学生犯错，就是校长的错误，全体同学也“被他失去了体面”，整个党乃至孙中山失去了体面，“我们革命党做大丈夫的人，应该光明磊落，知过必改。比如犯了规则，就要自请受罚，只要以后革心更新，不再犯过，这才不愧为本校学生，这才是革命党的本色。如果坐禁闭室就哭起来，那末比之前后已死的同志，当到杀身成仁的时候，仍旧刚强坚决，毫无畏馁的气慨，是什么样呢？所以，革命党的性质，是要慷慨悲歌，切不可效妇人小子哭泣的卑鄙行为，革命党如果自己错误了，就要认错，犯罪就要受罚，如果犯了大罪，照纪律论起来，若应该枪毙的时候，就要请愿枪毙，只要本党能立纲纪，正风气，就是枪毙我个人，亦所不辞，革命党员到这种样子，就不愧为真正革命党了。”[49]这段训话从做人谈到做军人，再谈到做革命党人的行为规范，进而将个人行为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可谓苦口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