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上，学校要求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不允许其他信仰的存在。一期生熊敦入校后相信无政府主义，被开除出校。[18]同时，学校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十余名，发动学生暗中侦察，“系揭破他们-无政府主义者之内幕，使之在此校无立足之余地。”[19]学校坚决打击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但在思想上有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体的情况下，引发了学生的信仰问题，在思想上始终存在着无所适从的状态。一期生郑洞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坦率地说:“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的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我虽然愿意亲近并很尊敬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张却了解得甚少，这也是我当时思想上比较倾向于共产党人，却始终未加入中共的原因。”[20]一期生徐向前1927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入党时间是比较晚的。在谈到自己从三民主义信仰转变到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时，他说:“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21] 加之学生素质的参差不齐，有学生选举中的选票上“有写‘石达开’、‘林觉民’、‘曹锟’及‘蒋中正的雇用人’、茅延桢写成‘毛益蒸’等字样。并且个人选举胡写一气，未曾用观察力考试一番，再来写上，”[22]更延续了思想上的模糊状态。

总之，黄埔军校一再强调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作为国共两党合作创办起来的军校只能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主体的信仰。孙中山宣传两党在信仰和主义上并无多大区别，“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毕竟是两个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双方可以跨越信仰和主义的不同携手合作，但始终存在着由于信仰不同而引发矛盾的危机。

二、围绕信仰问题的斗争

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在思想和信仰的灌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政治部是军校担任政治教育的惟一机关，其主要的职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

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政治部的主任先后为戴季陶、邵元冲，两人任期都很短，“中间有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这个时期的政治工作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教官的一些演讲之外并没有地真正开展起来，“政治部的工作很清淡”。[23]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校长蒋介石的精神讲话进行。蒋介石利用各种机会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挥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做到，但是在精神上说，差不多由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到了以后几期，“因有东征之役，就不能专心一志，如教育第一期学生一样。”[24]

在多次训话中，蒋介石强调革命军人要以三民主义为信仰。1924年6月26日在军校的演讲中说:“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三民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25]在出现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要离开军校时，蒋介石很是生气，对学生训话时把三民主义的信仰强调得更高，他说:“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26]此时，尽管国民党右派在军校散布《护党特刊》进行反共宣传，但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右派的人，真是何苦多此一举？！”[27]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同学间精诚团结，第一期学生组成教导团参加了平定陈炯明叛乱的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如果单纯从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了两个团（指黄埔军校教导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为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28]

1924年11月，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正值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学生入学之时。此后，军校的政治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几乎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中共黄埔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军委书记周恩来负责，共产党的力量在军校得到了发展。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黄埔学生汇总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立就更加鲜明了”[29]，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和冲突上。围绕信仰问题的斗争以信仰分歧为名号，实则为国共冲突的具体体现。

1、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

为团结广大青年军人的力量共同参加国民革命，在周恩来的提议和主持下，1925年2月，经过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批准，校长蒋介石的同意“青年军人联会”建立起来了。在创立之初，它并不是党派色彩明朗的组织，只是一个在军校公开活动的群众性组织，凡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会员，贺衷寒、曾扩情都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随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壮大，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和基本力量，中共党员在其间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该会的刊物《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发表文章的，又多是共产党人，他们言论激进，难免刺痛了一些国民党人。“青年军人联合会”由最初全体同学参与的群众团体逐步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群众团体。此时国民党右派分子谢持等人来校煽动反共，宣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在军校内部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而是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面对这样的情况，1925年4月，在贺衷寒、缪斌等人的组织倡议下，以努力研究中山主义为名成立中山主义学会，向全国征收会员，之后发展为孙文主义学会。该会的实质“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如此我们就可以与他们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30]从王柏龄一席话中明显看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创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的，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31]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国民党内反共活动就由暗渡陈仓与明修栈道结合起来。[32]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明争暗斗非常激烈，校党代表与政治部为处理双方因斗争而发生的纠纷颇费周章。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平时监视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有时甚至夜里偷窃共产党员文件。两派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第一次东征期间，发生了林振雄（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和李汉藩（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发生口角，林竟然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此事在当时掀起了大风潮”。在东征前线梅县的一次集会上，李之龙和贺衷寒打了一次大架，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造成了军校的混乱和人心浮动。1925年2月初包惠僧接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把学生的浮动情绪安定下来，政治部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阅读书籍、整理笔记的方面，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减少，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