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雅各宾俱乐部前身是三级会议期间的布列塔尼俱乐部，开始时包括后来成为斐扬派、吉伦特派的许多成员，到巴黎后又吸收一批巴黎的非制宪议会成员。因政见分歧，1791年7月、1792年10月，立宪派[①]、吉伦特派[②]先后分裂出去，雅各宾派成为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阶级属性上来说，雅各宾派的主体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在理论上是维护私有财产权并主张经济自由的，但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和运行方式的认识与资产阶级其它派别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只能沦为本阶级中格格不入的少数派。作为竭力试图巩固自身政治权力的少数派，雅各宾派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特殊功用。罗伯斯庇尔本人就曾在私人笔记中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民应该与国民公会团结一致，国民公会应该利用人民。”

正是在“利用人民”这一政治方略的引导之下，雅各宾派的政治统治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无套裤汉”[③]的粗布外衣。

1793年6月2日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取得政权，对内限制资产阶级投机活动，规定物价最高限额，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对该政权的支持。对外组织爱国力量，严厉打击国内外反法同盟势力，驱逐外国干涉军，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雅各宾派对内对外都取得卓越政绩的同时，却被热月党人推翻，罗伯斯庇尔及其主要伙伴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下台，热月党人执政。对于雅各宾派失败原因，学界众说纷纭，例如雅各宾派内部矛盾重重，国内外反动势力依然存在等等，但我认为导致雅各宾派失败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雅各宾派施行的恐怖政策没有在局势好转之时及时做出调整，而是一意孤行地进行下去，不仅为自己树敌，而且开始激怒人民，失去民心，焉能不败？

有关于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当世及后世评论甚多，大都抱以抨击态度，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咒骂他是“伪善成性”的人；阿道夫·梯也尔[④]称他为“嗜血的教主”；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也对他(主要是对其恐怖政策)大加责骂，其中以法国的米涅[⑤]最为激烈。在米涅的笔下，罗伯斯庇尔“极为狂妄”，使“恐怖笼罩全国，且加倍残酷。”罗伯斯庇尔简直成了杀人为乐的“暴君，恶虎”。

事实上，当时的法国，内外局势极度混乱，内有王党分子作乱，在西部地区发动暴乱，复辟危险迫在眉睫；外有英，普，荷，奥，意，西多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大军压境，随时都会给法国带来灭顶之灾。法国自身经济实力受挫，生活用品特别是粮食的价格飞涨，占据大多数的工人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正因为彼时执政的吉伦特派对这些困难问题没有做出妥善处理，而导致了八里人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其统治，拥护了雅各宾派上台，所以雅各宾派如果无法处理好这些疑难杂症，那么其下场将和吉伦特派一样，领导人罗伯斯庇尔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法国，正所谓乱世用重典，施行严酷的政策来压制住内部的动荡，等同于下一剂猛药，的确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例如，为了平抑物价，雅各宾派颁布了限价法令，对生活必需品施行最高限价，这等举措定然会侵犯到大批有权势者的利益，若要顺利推行，就必须靠政权的强制执行，引发矛盾冲突也是在所难免，但至少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关于惩治嫌疑犯的法令，规定一切嫌疑犯都要被收押和监管，许多嫌疑犯被处决，其中包括坚决反对革命的路易十六的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对力量，在挽救共和国和拯救革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也就是这些恐怖政策，成为雅各宾派失败的导火索。

如果我们更加进一步剖析的话，恐怖政策与雅各宾派自身的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雅各宾派是资产阶级派别中出名的少数派，而他们又要贯彻“利用人民”的方针，这其中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要与处在自己右边的一切的社会政治集团一道两断，不论是老右派还是新右派，也不论是顽固派还是温和右派，都成为了打击的对象，所以，逃亡贵族，国内的保王党，反抗派教士，立宪派以及吉伦特派等等全部都是雅各宾派的革命对象；二是给予人民群众各种优待，来换取其支持，但人民的成分复杂，激进分子大有人在，而雅各宾派对激进派民众进行了毫不迟疑地大开杀戒，导致民众的支持率骤然下降。这种左右开弓的政策只会使得雅各宾派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其次，雅各宾派对“恐怖”的痴迷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们将“恐怖”列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常规手段，1793年9月17日，国民公会颁发《惩治嫌疑犯条例》，一切对共和国表示不满或者热情不高之人都将作为嫌疑犯而受到研成，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在革命军队，监视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其它各类革命团体的检举和搜罗下，在法国各地竟然揪出了数十万名形形色色的“嫌疑犯”。并且对于所谓的“罪大恶极”的嫌疑犯，雅各宾政权毫不迟疑地将之彻底消灭，譬如玛丽王后，吉伦特派的数十位重要人物，这其中有一位名曰拉苏斯的的吉伦特派死囚在听取判决时候，曾这样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的时候死去，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的时候死去。”可见他认为，雅各宾派的这种恐怖政治，是不折不扣疯狂。无独有偶，著名的吉伦特派领导人罗兰之妻罗兰夫人在被处刑前也说过这样的话:laquo Ocirc；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raquo。（“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雅各宾派政权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最快的纪录是在38分钟里砍掉了21个人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793年9月初恐怖统治正式开始到1794年初第一次恐怖高潮结束，约有2万人被酷刑处死，而分析结果显示，被处死者中，贵族仅仅占8.5%，教士仅占6.5%，而原来的第三等级竟然占了85%。这种狂砍滥杀的政策固然吓死了不少“反动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恐怖政策在这一点上，形同苏联大清洗和我国的文革，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践踏自由民主。

在施行恐怖政策的同时，雅各宾派的内部政见也不一致。丹东派在1793年秋冬主张放松恐怖统治，而以巴黎公社（1792～1794）为阵地的埃贝尔派则主张更严厉地推行恐怖政策。罗伯斯比尔在1794年3～4月先后镇压了两派领导人，但意见并未统一。1794年6月法军在弗勒吕斯取得重大胜利后，罗伯斯比尔派进一步加强恐怖措施，资产阶级不愿继续受到限制，使雅各宾派内部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在7月27日的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政权。11月热月党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1799年7月雅各宾派成员和拥护者重建俱乐部，但仅维持1个月即告失败。

在史学界，对于雅各宾派以及其代表者罗伯斯庇尔的评价也是不一的，有学者认为其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比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具有更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更果敢的革命行动。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实行了革命的专政，挽救了革命。为了革命，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有节制的恐怖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所实行的恐怖政策是必要与合理的。但对丹东和埃贝尔的处理是不恰当的。[⑥]有的学者则强调罗伯斯庇尔的限价政策反映了下层群众的要求，应当肯定。[⑦]

也有学者认为，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底之前实行的恐怖政策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粉碎敌人的入侵，不能拯救年轻的共和国；但在后期，敌人基本上已被击退，危机已经解除，罗伯斯庇尔此时继续实行恐怖政策，并且进一步扩大化，就是错误的了，罗伯斯庇尔对此应付主要责任。[⑧]

发人深省的是，罗伯斯庇尔在当政期间解放了农民，分配了土地，打退了反法同盟，控制了复辟王党，可以说为法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历史上应该是被当作正面人物加以对待，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在1794年7月28日晚，当已经倒台的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伴竟然是在民众的责骂和喧嚣声中走向了断头台，而当罗伯斯庇尔人头落地后，围观的民众居然报以长达数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人们甚至互相拥抱，互相庆贺――一场以“人民”为名义的，让人心惊胆战的狂飙式样的革命终于落下帷幕了。

可以说，人民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表示了对罗伯斯庇尔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更多的是来自对其恐怖政策的愤恨。

综上所述，我认为，恐怖统治是雅各宾派在革命危机时刻采取的一种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统治方式。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保护和巩固大革命成果，而进行了恐怖统治(包括政治和经济)，它以统制经济和集权高压为内容，极大地强化了雅各宾政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打退了国内外反革命的进攻，解除了革命的威胁，但是，在危机缓解的形势下，雅各宾派却不能及时调整这种临时性的战时措施，导致恐怖的扩大化，使得革命者的激情转化为统治者的疯狂，把恐怖统治引向极端，从而使雅各宾派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最终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