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朵拉的父亲Hunold本来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但德国统一后,所有前东德的校长因为与国家意识形态靠近等原因,统统被要求下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岁失业,只好去斯图加特一所大学学习,以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实际上,在教育系统内,民主德国政治学院、柏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东德国家科学院的一名化学家,但他也在50岁的年纪失业。

东德的议会和政府自动取消,其工作人员经过严格筛选后,大多被开除。在外交系统中,原东德三千余名外交官被全部开除。“以前一些很优秀的东德使馆的汉学家,都已经不再从事相关工作了。”德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杨佩(PetraMan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有的卖保险,有的在旅行社工作……这真的没有办法。”2008年,社会学家威廉·海特迈尔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半数西德人认为东德人很少愿意了解西德,而64%的东德人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国交通部长,负责东德事务的沃尔夫冈·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两德统一年度报告中写道:“如果到2019年,东部能接近西部产业结构相对较弱的地区的发展水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新柏林:脱胎换骨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接收采访的柏林人却都承认,这个城市的东西两端已经“像植物一般”生长在一起。

二战后,苏美英法对德国和柏林实施了分区占领。在柏林,苏占区即东柏林,成为了东德的首都,而西德的首都设在了波恩。

1991年6月,德国议会投票决定,在2000年之前将首都从波恩迁回柏林。

为了承担首都的功能,他们修复了旧的帝国议会大厦,并新建了联邦总理府、总统府、内务部和交通建设部等一系列建筑。在东柏林,原有的柏林墙用于隔离的“无人区”地带也开始大兴土木。波茨坦广场已成为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却也被批评“带有太明显的资本主义商业俗气”。

20年前,西柏林是资本主义嵌入东德的一块异物,也是东德人通往西方世界的便捷之地。柏林墙建成之后,东德人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跳楼、挖地道、游泳、热气球,甚至用载重卡车冲撞,翻越柏林墙。据统计,截至1989年,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于守军枪击或其他事故,260人受伤。

不过,柏林墙倒塌后,资本主义立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东柏林攻城拔地———德意志银行迅速收购了四千多家东德银行办事处,将金融业务立即铺向东德的每一个城乡角落；可口可乐、西门子、雀巢等昔日“阶级敌人”的标志挤占了每一处新开的超市和商场；马路上大众和奔驰的汽车也让昔日东德自产的“卫星牌”汽车相形见绌……

社会主义的痕迹并没有完全消失。东柏林博物馆岛的艺术市场上,大量贩卖的正是前东德和苏共时期的书籍、徽章和纪念品,但价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亚历山大广场的卡尔·马克思大道还保留着旧时风貌———90米宽的马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这里游行阅兵的盛况。

人们再也无法简单地用“穷”和“富”来区分这座城市。西柏林的自由开放与东柏林的理想光辉形成了这里独特的兼容并蓄的风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场、前卫艺术家和同性恋社群早已打破了旧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留有早年印记的公社组织、蓝领社区和苏式建筑风格反倒闪耀着独特的后现代主义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