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末您可以回家吗？

克伦茨:不，周末我只能在监狱里度过。如果我找到一份工作，有时就可以在周末回家会客了。现在我通常是5点45分起床后开始跑步，然后洗漱淋浴，在囚室内用早餐。之后，或者写东西，或者看书报，更多情况下是写信。有时我也被邀请吃饭，比如东德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曾经邀请我到他家吃中餐。

记者:他的中文说得非常好，是一位中国通。

克伦茨:是的，我了解他。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我要强调，当年东德的外交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外交能力十分出色。但是，这些外交官在统一之后都没有被根舍录用。

记者:您对中国的情况关注吗？

克伦茨:是的。我自小就对中国充满兴趣。1951年我还是一名少先队员时，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少先队聚会活动，当时中国刚刚成立两年，就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那是我第一次跟中国人打交道。

我也读过毛泽东著作。他能够用十分简单的语言解释许多问题。毛泽东著作往往能够引起我的独立思考。到了60年代，两国关系进入比较紧张的阶段。这并非与中国或东德的政策直接有关，而是因为国际大环境的变化。那个时期我正在莫斯科中央党校学习，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后来到了1984或1985年，我再度对中国问题密切关注，首先就是因为1983年的中国青年报社代表团的来访，当时他们是作为中国大使馆的客人来东德的。在这之后，我受昂纳克同志的委托会见了多个中国代表团。

记者:那时东德与中国的关系……

克伦茨:那时，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的最主要分歧并不是民主化问题，而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二是东德与中国的关系。当时的苏联同志包括苏联外交官们私下曾经说过———当然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东德与中国的关系不可以超过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德国统一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可以超过苏共与中共的关系。这就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立场。这个立场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捎给昂纳克的一个口信中再一次得到了重申。

记者:如果能重新选择，您会如何处理十年前那场危机？当时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克伦茨:即使在10年后的今天，也很难……

记者:您在十几年前接待过我报总编，今天对我报的读者有什么要说的？

克伦茨:我祝愿中国的青年一代肩负起责任，一定要时刻提高警惕，这个世界是十分复杂的，我相信中国的红旗是不会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