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华:就文学而言，自然环境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就特别值得关注。丹纳的自然环境理论对我们很有启发，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亦论及自然环境对我国南北文学生产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指出江南抒情文学发达的一大关键。地理因素又会影响区域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从而作用于精神生产。这一层丹纳在实证分析欧洲文艺时未能推及，不免有自然环境决定论之嫌。而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就关注到“四围社会之影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姜晓云:我在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时，也发现在江南国学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少见到高高在上的、一本正经的圣人圣师，也很少看到被奉为圭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和经典，却可以经常看到许多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学者。记得冯友兰先生在讲述两晋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相聚时，往往从事所谓的“清谈”；而当谈到精妙处，即“非非”处时，往往相视无言而会心微笑。我想，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美妙的学术交流方式，充满着诗意，与北方伦理化了的教诲方式显著不同。可能正是因为江南学人本着这样的学术交流方式，为此他们在与包括北方思想在内的不同学术思想开展“诗与思”的对话时，能够不断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本初的诗性文化特质，从而在更高精神层次上发现、呈现、回归自身。从东汉王充的自然天道观，到以后的玄学、南禅、理学、心学、朴学，在历史上不同发展时期，江南地区不仅进一步接受了源自北方的国学，而且通过加入自己的诗性文化因子发展了国学。可以这样认为，东汉以后国学的发展与新变，主要源自江南，特别是江南的自然诗性思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探究学术的思想、态度和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学人之间的互动和学术更为广泛的传播。江南学术流派的形成、学术世家的兴盛、书院的发达和科举的兴旺，以及市民文化的繁荣，就是重要表征。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里中举、又在京城会试中高中状元的，苏、皖两省就有58人，占据全国112个状元总数中的半壁江山；当时全国有县级以上官员2000多个，其中有一多半是从江南贡院里走出来的，侧面可见江南学人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程度之深、成效之广。当然，文教的发达反过来也促使江南国学越来越兴盛。

刘士林:按照刘师培的说法:“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随着江南的发达，这种状况越来越明显。乾嘉时代，以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派，以程瑶田、金榜、洪榜、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为代表的皖派，形成了“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的局面。江南国学开辟出清新、细腻、在思维上更加抽象与纯粹、在感受上富有人情与美感的一脉，代表着国学的新形态，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内容上的丰富性以及细节上的真实与生动。

查清华:南方学术日昌，以承接先秦老庄的魏晋玄学兴起为标志，玄学影响达数百年，期间不仅促成玄理思辩的发达，而且使明自然、顺心性的南学精神在文学领域得到空前张扬:一是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发达；二是以民歌和宫体诗为代表的艳情诗的繁荣；三是对文学语言、音韵等艺术形式要素的美学追求。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区别于以儒家传统为内核的北学传统，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巨大突破足以“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

刘士林:除了环境因素之外，江南人的性格在江南国学的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北史·儒林传序》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书·文学传序》亦称:“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查清华:《汉书·地理志》就说过:“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指出人的性格具有区域化特点。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人的性格也有差异。比如刚才说到江南的抒情文学较北方发达，这也和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有关。《颜氏家训》就述及这样一个细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岐路言离，欢笑分首。”颜之推注意到江南人的性情更加细腻婉约，尽管他接着说:“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以示自己并不否定亦有例外。所以江南文人大多是情种，陆机“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缘情而绮靡”，钟嵘“若乃春风春鸟……感荡心灵”，刘勰倡“为情造文”，萧统“属辞婉约，缘情绮靡”，萧绎说文须“情灵摇荡”……此后，极力强调文艺抒情性特征的，大多在江南，明清时以吴中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尤为突出。

姜晓云:江南国学不仅是一个共时性的存在，更是一个历时性的存在，是兼收并蓄、不断叠加累积的历史产物。史初江南文化是以“质有趋灵”的诗性存在方式，标举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秦汉时期江南地区一方面远离政治中心，“在山泉水清”，对原有诗性文化传统保存较好；另一方面学术文化又受到业已占主流位置的儒、法等北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压制，学术话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端”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进入江南，与江南本土的道教风云际会，不仅促进了玄、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飞跃，还在哲学与艺术方面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美学思想。此后，江南地区充满主体精神的心学的产生、富有实证精神的朴学的发展，无不引领着传统国学的时代新变。明代的徐光启更是本着“救儒补佛”的目的，首开“西学东渐”之风。总的来说，与北方地区相比，历史上的江南地区并未曾遭受过大的战争和其它毁灭性的影响，自然诗性文化发展一脉相承，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同时由于经济地理和社会人文方面的优势，以及自身学术文化组织结构的松散与包容，使得江南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自然诗性与理性的相互观照，不断得以兼收并蓄其它文明成果，从而促进了自身学术文化的反思与超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士林先生在美学研究中重新发现江南，并重启江南国学的整体研究，也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工具理性开展的一次“诗与思”的对话。相信在对话中我们会更好地发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