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朱葆三（1848-1926），他从学徒做起，以后投资于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工矿企业，其势力之大，以至于当年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话。宁波商人对上海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宁波商帮的贡献不亚于洋务运动。而且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是政府，而宁波商帮是地道的“草根经济”、民营资本。

宁波商帮的另一种转型是由封建社会中的钱庄转变为现代银行。在清代，宁波商帮的钱庄与晋商的票号是相近的金融机构，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都陆续进入上海，可以说旗鼓相当。但在1904到1911年间，晋商有多次进入大清银行的机会，甚至政府指定由晋商组建大清银行，都被其拒绝。山西的票号也曾努力组建商业银行，如蔚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就曾努力推动三晋银行的建立，但由于东家、大掌柜的阻挠而失败。而宁波商人则在原有钱庄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银行。1897年组建的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宁波人创办的。宁波人叶澄衷、严信厚和朱葆三是三位总董，董事长傅筱庵和常务董事徐圣禅都是宁波镇海人，常务董事孙衡甫、谢光甫、朱子奎和事务局理事厉树雄、业务局理事俞佐庭也是宁波府各县的人。1917到1918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共有八个成员。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其他五间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和四明银行，都与宁波商帮相关。

票号、钱庄和银行都是金融机构，但它们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有本质的不同。票号和钱庄属于封建社会的金融组织，银行是资本主义的金融组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尽管这个过程是被迫的、缓慢的、曲折的，但方向是不容改变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在这种形势下，票号和钱庄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晋商没有实现从票号到银行的转型，因此不可逆转地灭亡了，这也使晋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宁波商帮则完成了这种转型，这就为宁波商帮在社会转型之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宁波商帮和其他商帮都产生于封建社会，为什么其他商帮在封建社会崩溃时无论过去如何辉煌，都逃离不了灭亡的命运，而唯有宁波商帮一枝独秀、转型成功呢？

这首先与他们的活动地域相关。我们知道，商帮是指某地的商人，有的业务中心就在这些商人所在的地方，如粤商就在广州，晋商尽管在全国乃至国外活动，但中心还是在祁县、太谷、平遥这几个小县城。但有的商帮并不以本地为中心，如徽商的中心在扬州。宁波商人也在全国活动，但中心在上海。活动的中心不一样，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机遇不一样，思想开放程度也不一样。晋商以山西的几个小县城为中心，所以难以接受新思想，难以开放。宁波商帮在中国最开放的上海从事经商活动，所以，就有机会与洋商打交道，接受洋人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的经营管理模式。许多宁波商人都从事对外贸易或当买办，他们与洋人共事，而且要做好事，就必须接受洋人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他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受各方来的新思想的熏陶，不知不觉就有了开放的观念，学会了进行实业投资和现代金融。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早期发展中的地理位置。那些沿海城市开放程度高，就与他们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受其影响相关。在一个开放的地方，人们的观念也开放，宁波商人正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实现了在各商帮中思想领先，从而顺利转型。

宁波商帮转型成功的原因是他们始终是“草根商人”，没有依靠“官商结合”。在封建社会中，政府控制着资源，经济是有权而兴，无权而衰的权力经济。那些没有以权力为背景的商帮始终没有做大，如山东的鲁商、陕西的陕商、浙江的龙游商，等等。成功的商帮都要依靠政府，靠权力致富。粤商靠的对外贸易垄断权是政府给予的，而且他们都亦官亦商，商人本身也是官员。所以，当这种垄断权力失去之后，就无法存在了。徽商靠的是盐业的垄断权，也是政府给予的，一旦改垄断的纲盐制为竞争的票盐制后，他们也迅速消失了。晋商在明代从事盐业，也靠了官商结合。清代之后的晋商，如乔家、曹家、常家等起先也是白手起家的草根商人，但他们以后能如此辉煌，靠的还是政府的权力。晋商票号做大，靠的是进入官银汇兑，而能进入这一领域，则是借助于政府的权力。

官商结合靠权力致富就削弱了创新的能力。官商结合能带来的利润太高了，不必在经营、管理上进行创新，只要花力气维持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就可以了。换言之，草根商人与官商努力的方向完全不同，草根商人要善于抓住商机，在开拓业务与经营上下功夫，不创新就活不下去。但官商的关键是搞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徽商用巨资接待乾隆皇帝下江南，结交各级官员，所带来的利润远远高于经营创新。据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估算，在1750到1800年间，徽商每年的利润高达五百万两白银，五十年就是二点五亿两。有这样的暴利，还去做什么经营创新？官商结合会造就一大批富翁，但无法造就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用权力赚钱是不用创新的，即使有创新也只是结交官员的手法创新。

宁波商帮中的商人也有不少有官位的，但都是在他们经商成功之后买的虚职或被授予的名义官职。官商结合的路子是先有官再赚钱，而宁波商人是赚了钱后才有官的。官位不是经商成功的前提，而是经商成功的结果。他们经商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商场上获得成功，就要靠抓住时机，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这就使他们成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而不是靠官赚钱的官商。当然，不靠官商结合不等于不关心政治，宁波商帮成功之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他们未必是企图通过这些活动赚钱，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或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或出于寻求政治保护。

还应该指出，宁波商人的转型成功也与他们的文化底蕴相关。浙江在南宋以后，经济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宁波府则是浙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商人在经商成功之后也关心文化的发展，生活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的宁波商帮，既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又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使宁波商人有自己成功的商业经营理念，而且也善于接受新知识。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商业成功的基础。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一夜致富，甚至富甲天下，但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创建一番事业，造就一代商帮的辉煌。宁波商帮的成功离不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