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产生的影响。

“一边倒”政策有很鲜明的倾向性，这使它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它又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依托，因此，在对“一边倒”选择成因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这一选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国家利益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刘建飞就认为，意识形态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作出“一边倒”决策的决定性作用，反帝民族主义是选择“一边倒”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因素，而战后的革命形势则是重要的促动因素，他还以中共放弃“中间地带”理论，转而接受“两大阵营”理论以及中共对苏南冲突的反应作为说明“一边倒”意识形态性的旁证。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对“形势决定论”的质疑，认为新中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起了促进作用，而不是根本性作用。当时的环境只是使中国领导人更坚定了原有的“一边倒”信念。⑩刘建平也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析构成了毛泽东后来进行政治思考的基本框架，通过民主与反民主、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概念，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美国因为执政者不同表现出或战友或帝国主义的政治侧面，最终也能得出“一边倒”的选择。{11}

还有研究者通过提出意识形态“镜像化”的概念来说明“一边倒”的选择成因。认为对以奉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只要它坚持马列主义这面镜子认识世界、看待世界，认定前苏联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灯塔”，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管中苏关系出现何种不和谐的因素，不管中国对美政策有多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在冷战初期的世界中，“一边倒”的潜台词只能是“亲苏”必然“反美”。{12}有学者则主要从意识形态的方面入手来探讨“一边倒”的形成。认为对新中国成立前夕“一边倒”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奉行国际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三个方面。此外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怀疑构成了“一边倒”外交决策的外部意识形态压力。{13}

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有人就认为，“一边倒”是当时中共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处理新中国与前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随着中共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14}周建超则把国家利益进一步细化了，提出“一边倒”的选择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认为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获得国际援助，以便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就必须选择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15}

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同时存在，其作用不可偏废。有研究者指出，“一边倒”既是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吸引的结果。新中国在建立前后面临的国际环境较为恶劣，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得到首要的考虑与保障，在此基础上，经济利益也是国家对外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此外，中苏两党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且中苏两党关系在历史上就很密切，尽管也有矛盾，但两党之间的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因此，意识形态的吸引也起着重要作用。{16}有人对此也持相同看法，把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起列入“一边倒”形成的原因中，认为安全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以及中共作为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认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看法都促成了“一边倒”的形成。{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