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友渔研究员一直呼吁以真实的历史昭示后人。在他看来，“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题材，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由于近年来社会矛盾凸显，官员腐败难以有效遏止，改革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革”可以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充分体现出多数人暴政，最大民主、最集中的民主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在那个时期，社会才是平等的，官员不敢腐败，人民群众可以冲击贪官污吏，打倒特权阶层。一些人甚至盼望发动群众“再来一次”，而且觉得这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这一观点在民间流传甚广。有一次当徐友渔讲到“文化大革命”所谓的群众路线，是被操纵的伪民主时，一位听讲者当场反驳。而在另一次讲座上，一位年轻的“新左派”捎话说，不来的原因是担心自己会因为若干历史评价的问题，“与徐先生打起来”。

徐友渔说:“西方1968年烧图书馆、砸汽车那代人，事后并没有遭到清洗。这些人后来在学术界成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正面肯定和歌颂‘文革’。”

“而中国没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社科学者，留学西方师从这些学者，回国后又把这些观点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按照其中有些人的说法，‘文化革命’有大量的合理因素，中国要走民主道路，就要落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

“‘文化革命’的大民主，到底是不是民主？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不是要实现最平等的社会？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特别着急。中国社会蕴藏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情绪，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