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武无侠”很可悲
我一直都说,“武”是尚武的精神,“侠”是伟大的同情。并非一定要有武功才是“侠”,文士照样也能是“侠”,只不过具有侠义思想的人若会武功,就更能推动他的侠行义举,如此而已。
“侠”是我们的国粹,战国末期发源于墨家。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一辆车,“侠”和“士”就是它的两个轮子,不可分离。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出儒入侠”,文人出去向来也是“琴剑一肩”。并且,“侠士”也是中国唯有。日本虽有武士道,但也只能称为武士,西方有些人虽被冠以“侠”名,但也是由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他们都没有中国“侠”的定义。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侠”定位得很清楚,“侠”是同情弱者,与穷人共呼吸,反抗暴政,哪里有黑暗,哪里穷苦,哪里民不聊生,哪里就有侠士。最黑暗、最不幸的时代恰恰是侠士诞生、出现的地方。武侠产生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这也注定了侠士未来的悲剧结局。
谭嗣同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侠客。他会武功,但不用自己的剑去做任何事,而用“侠”的义气去推翻暴政。戊戌政变,他早知道慈禧太后要去抓他,但没有逃跑,坐以待毙,还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最后殉道。再看我们的江湖女侠秋瑾,她何尝不是这样?在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多高的情操?为义而捐躯。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所在,侠魂所在,在国外很少看到。所以,我说“侠”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里,本身就有悲剧的趋势,但死而无憾。相反,在一个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世界,如果侠士在此终老一生,那才是他最大的悲哀。
对有这样生命高标的侠客,每次我下笔写他们时,心里肃然起敬千层感。我绝不敢游戏,让他们胡乱打杀一阵子。当然武打也很重要,因为没有很好的武功来做陪衬,就不是成功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离不开幻想,但幻想里要突出真诚。
我常常讲,一些西方好莱坞影片和港台影视剧,灌输给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们所谓的武侠片、武侠电影,就是打斗而已,打得层出不穷,再也翻不出新花样。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所接触的武侠仅仅是这些,我觉得很可悲。他们没有接触到正统的武侠思想,失去了追求正统的渊源,甚至更年轻的小孩以为乾隆皇帝的武功比康熙皇帝的武功好。你能怪这些孩子们吗?虽然电影电视打上“戏说”的名,但这种错误多了之后就变成了真,尤其对那些刚刚开始启蒙的孩子,他们以为这就是侠士。如果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人,再把这些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历史将被混淆到什么程度?我们的侠义精神将被混淆到什么样的地步?想到这里,真是一身冷汗。
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我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到处呼唤,就是要唤回真正“侠客的灵魂”,这绝不能轻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一条都是武侠所遵守的。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思想,几乎在武侠小说里都有体现,绝不仅仅只是一场打斗。如果一部武侠小说、一场武侠电影,看过之后只是一场热闹,那大可不必。我常讲,任何一种类型的小说,都可以只讲究艺术的成就,唯独武侠小说不可以这样,除了要好看,还要侠义精神在其中,如果没有侠义精神作为骨干,就不配称为武侠小说。
我们的“侠”道一以贯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在,被历代的人民所喜爱,就是因为其骨子里是伟大的同情,是为贫穷者、无助者呼唤,是向强权抗争,是舍身为广大的贫苦大众谋取福利,这才是武侠最正当的坐标。舍弃这个思想,我觉得都不是武侠传统的价值。侠士所用的“剑”本身就不是杀人的兵器,剑,拔出来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阴阳调和,正气。我的小说中的侠士,最正派、最厉害的永远是用剑,绝不用旁门左道的奇怪兵器。
再看中国的侠士,跟日本的武士道绝不相同。虽然日本的武士道也讲忠,甚至准备随时切腹自杀,但只是愚忠。与中国武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凡事听从君主。如果是忠心爱国的人,这可说是忠义,如果他的君主是昏君,那不是助纣为虐了吗?而我们的侠,永远不会向权势低头,永远站在穷苦大众一边,来去自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良知,他宁可自杀也不会为昏君去做,而为了那些需要自己帮助的人,他会竭力去做每件事。
这就是我们的武侠跟世界上其他任何武侠不同的地方,几乎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侠士。我们何其荣幸,能进入到这样一个传统中。我们历代的思想,岂能轻轻就将其放弃?岂能跟哗众取宠的打斗混淆在一起?
我常说,如果武侠小说在我们的时代消失,那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所以我一再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还想继承,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一以贯之的侠道精神。甚至,新武侠小说可以用不同的笔法,可以融合进侦探、科幻等因素,但最重要的,侠士具有的侠义思想,千万不能丢掉。
(陈竞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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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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