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请一位既没读过大学，又未出国深造的年轻人执教北大，固然可以看出蔡先生的胸襟与气度，由此也可知道，梁漱溟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领地，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核心地带。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改变了他的认识道路，而且使他更深地介入了世俗生活。

然而，梁漱溟更不曾想到，1918年，他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的心中会留下永生难忘的伤心记忆。这一年的11月，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自沉于北京静业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梁巨川的死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一生的努力。重要的报纸都刊发了他自杀的消息，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前清的遗老遗少和陈独秀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都对此事发表了各式的看法。

在许多人看来，梁巨川是为清朝和君主制度而死的。只有梁漱溟清楚地知道，父亲决不是殉清，也不是反对共和，他是为了个人的纯洁理想和正直品质而献身的，“不惜以一死以寤世人”(《桂林梁先生遗书·思亲记》)。梁漱溟被父亲的勇敢举动深深震撼了。他不但深深忏悔以往对父亲的误解与伤害，更下定决心，要像父亲一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怀抱着坚定的理想，为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坚决维护自身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梁漱溟所在的北大立即成为运动的中心，许多相熟的朋友和同事也成了“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领袖人物。曾和他讨论过佛教与科学的学生傅斯年，不但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新潮》杂志，而且被推举为“五四”示威游行的总指挥。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为契机，“五四”得到了各地的响应，迅速扩展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人们愤怒谴责北洋政府，同情支持学生的行动。

唯有梁漱溟不然。作为一个佛教徒，他自觉地与那些激进的同事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对于游行示威等活动，也只是站在远处，静静地旁观。然而，赵家楼的大火烧过之后，梁漱溟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5月18日，梁漱溟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了《论学生事件》一文，对五四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学生大游行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不论其动机正义与否，其行动本身无疑触犯了现行法律，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

因此，对于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梁漱溟不主张保释，而提议将学潮交付法庭进行办理，由检察厅提起公诉，审判厅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如果审判厅因学生人多检查得不清楚，不好办理，那么，学生尽可以一一自首，情愿牺牲，“心甘情愿地接受给予他们的任何惩罚”。梁漱溟强调，如果不如此，中国民族的损失将更大。因为从道理上讲，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之时，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自由和权力，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学生纵然是爱国行为，也不能借此侵犯他人的个人自由，对他人施暴。他虽然同情学生和他们的动机，但他仍反复强调，如果中国要想获得永远的安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码的公民权有所保证，方可谈进步与发展。

梁漱溟这些令人震惊的言论再一次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而言，他的观点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态度:他只赞成和实践那些与他自己的准则相一致的主张，这样才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虽然梁漱溟的看法不乏因不了解具体国情而导致的幼稚与偏激，他的一生也常常因此而犯下各种错误，但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不怕逆流而上的风骨始终贯穿于他的一生，成为他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之后不久，由于深感新思潮对古典学术的无形压力，梁漱溟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整理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的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到自家身上，便促使他放弃了出家之念，遂于出版此书的1921年宣布结婚。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五四对梁漱溟的另外一个贡献了。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