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占提尔不久，亚历山大决心远征埃及，兵锋指向了加沙，加沙距海约4千米，通往这个城市的道路是很深的沙土，城对面的海分散成许多水坑。加沙城很大，建在高岗上，四围的城墙很牢固。它是从腓尼基通往埃及路上在沙漠边缘上的最后一座城市。亚历山大满以为凭借他的威望可以不战而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宦官巴提斯，他征募了一支阿拉伯雇佣兵，并作好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准备依靠他所坚信不可能被攻破的坚城加沙对抗亚历山大的大军。加沙的顽固顿时让亚历山大下定决心要将其无情的摧毁。在战斗中连他本人也负了伤，有一颗从弹弓射来的石弹穿透他的盾牌和胸甲，一直打进他的肩膀。但是这丝毫动摇不了他摧毁加沙的决心，亚历山大一边调来大量的擂石器，一边在好些地方的城墙下掏了洞，凭借马其顿人的勇敢，加沙终于被攻下。对于坚决抵抗的加沙市民，马其顿人一个不留，至于妇孺则都贩卖为奴，让他们彻底知道负隅顽抗者，除了死路一条，别无出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历山大在提尔和加沙所展现的极端的残忍为他以后兵不血刃的进入埃及这么大一块国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

当亚历山大彻底打败大流士，攻克巴比仑后，亚历山大所面对的不再是波斯统治不够牢固的国土，而进入了波斯人的腹地，按照常理来说，波斯人的抵抗应该比以前更为激烈，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其中的关键在于亚历山大已经彻底击败了大流士。马基雅维利在其经典著作《君主论》的第四章《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其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中对此专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把君主国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所统治，第二种是君主和诸侯统治。马基雅维利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第一种君主国不容易被打败，但是一旦将其打败，保有它却是容易的。而波斯则与第一种君主国相似，大流士战死后，波斯人失去了效忠的对象，亚历山大恰如其分的对波斯帝国疆土的保卫者采取了怀柔拉拢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是非常适时恰当的。他优抚被征服地区的上层人物，起用他们继续担任地方长官。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历山大在其最后的辉煌吉达斯浦之战中击败了印度人波鲁斯后，对他以礼相待，不仅让他继续作国王，还把比原有国土更大的地区划分给他。除了拉拢波斯上层人士外，他还努力促进民族融合，积极提倡希腊人与波斯人联姻，以缩小民族矛盾。

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牢固的稳定了已占领地区，而不需要在这些地区浪费过多的兵力，否则，以波斯帝国的庞大，凭借亚历山大区区数万部队，早就分散在这广袤的国土上为后方的叛乱而疲于奔命了，那里还有什么力量继续向前推进呢。

战争，本来就意味着流血与牺牲，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一再强调：“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纵观战争史，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手段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因为谁也无法承担国家战败而遭受屈辱的责任。在战争中的仁慈总是让人容易接受，则战争中的残忍而让人感到战争的无情，其实这是战争的本来属性决定的，它本来就是一种使用暴力的行为。如果要避免暴力的出现，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在战争开始后指责其残忍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名将谢尔曼曾如此诠释战争中的暴力：“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战争就是地狱！如果你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你们和你们的亲人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战争！”

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残忍，可能是让战争的残酷性相对降低的一种做法，在二战中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人的投降，这于日本很多普通百姓来说是极端的残忍，但是于整个战局来说，却提前结束了这旷日持久的战争，避免了更多人的伤亡。纵观《亚历山大远征记》全书，实际上采取极端残忍手段的城市是不多的，极端残忍的例子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三例之外不多见了，而更多的地区，只要有一丝怀柔的可能性，则是采取的怀柔政策。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然也。而能良好的运用怀柔与暴力，则是高明的为将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