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与纳粹德国

纳粹主义和“泛同性爱”之间，本来是有着某些丝丝缕缕的关系的。

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人的审美观念上，“美貌”大都指一种“兼具雌雄之美”，从魏玛共和国到后来的纳粹第三帝国，“金发、古铜皮肤、纤长的流线型四肢、涂油的服帖头发代表着永恒的、几乎消除了性别的理想”。这一点确实可以从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看出来。

又如，汉斯·布吕厄（Hans Bluher）倡导的所谓“男性联盟”（Mannerbund），幻想建立一个精英贵族的男权社会，而这个社会需要男同性恋来作为精神纽带。他写了《作为情色现象的德国候鸟运动》（1912年）和《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1917-1919）两部著作，在当时很有影响。他想象通过“少年摆脱了母亲和最初与妇女的联系之后，爱上了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子……”这样的场景，建立起一个全球的“男性联盟”，最终建立一个“同性友爱的社会”。布吕厄的理论影响了当时许多青少年团体组织，揭示了这些团体组织领袖权力起源的同性爱成分。希特勒读过布吕厄的著作，还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过。纳粹冲锋队组织就实践了布吕厄的“男性联盟”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过纳粹上台的意识形态基础。

甚至在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为第三帝国拍摄的电影作品中，弗洛朗斯·塔玛涅也看到了“使用同性爱美学为体育和歌颂制度服务”的色彩，被提到的电影是著名的《奥林匹亚》（Olympia，1938），其实里芬施塔尔另一部三十分钟短纪录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国防军》（Tag der Freiheit - Unsere Wehrmacht，1935）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希特勒本人对同性恋的态度，起先一直摇摆不定。他手下的干将中，冲锋队首领罗姆是同性恋者，自然主张宽容同性恋；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则对同性恋深恶痛绝。后来罗姆以谋反被诛杀，冲锋队被镇压，希姆莱的主张就占了上风。

1933年，亦即红色苏联宣布同性恋为“法西斯变态”罪行的前一年，德国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是年5月6日，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的“性科学学院”被一群受到煽动的大学生捣毁，图书馆的书籍被当众焚毁。所幸希尔施费尔德正在国外旅行，幸免于难。一直与希尔施费尔德观点相近的“唯一者联盟”，也遭到同样命运。这些组织都被迫停止活动，出版物从此停刊。遍布柏林的同性恋咖啡馆和俱乐部纷纷关门歇业。

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德国刑法修正案第6款，新的“第175条”自同年9月1日起生效，惩罚范围大大扩展，“所有由对另一男性的性欲望引起的行为都受到法律制裁，包括手淫，还有以性目的的任何接触，例如抚摸”。

走向宽容

1933年的柏林，“同性恋的世界之都”就此陷落，“同性恋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此后接过宽容同性恋旗帜的是巴黎。不过，要真正看到法律和世人对同性恋的宽容，人们还要再等三十年。

长期不对同性恋治罪的法国，尽管巴黎宽容同性恋，却在1942年、1960年两次通过了制裁同性恋的法案。这催生了类似当年德国希尔施费尔德的运动，“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于1971年3月成立。1982年法国废除了制裁同性恋的法律。

虽然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西德和东德分别将原有对同性恋的处罚逐渐放松，例如二十一岁以上（后来放宽到十八岁以上）的男性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免予制裁，但是直到两德统一之后的1994年，“第175条”法律才最终真正被废除。

最具深远意义的事情发生在英国。1954年，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在上议院辩论，内政大臣委托约翰·沃尔芬登（H. Wolfenden）爵士着手调查:同性恋和卖淫是否应该继续被视为犯罪？并请其提出法律改革意见。1957年沃尔芬登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犯罪，也不再将卖淫视为犯罪，并建议修改有关同性恋和卖淫的法律。此即著名的《沃尔芬登报告》——该报告在性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年之后的1967年，英国废除了视同性恋为罪行的法律。

当弗洛朗斯·塔玛涅在1998年通过博士论文《从运动成员、警察、司法、医疗和文学资料出发研究法国、英国和德国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的同性恋问题》的答辩时，同性恋已经在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宽容。能够拿同性恋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论文能够通过答辩，本身都是这种宽容的具体表现。

附带提一下，现在国内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博士先做一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然后寻找机会出版这篇博士论文，如果得到了这样的机会，那么出版的几乎总是原先论文的“扩展版”或者“充实版”——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注水版”。而这本中译文达五十余万字的《欧洲同性恋史》，却只是弗洛朗斯·塔玛涅上述博士论文的“缩略本”。有一位德国学者曾送我一本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土炕砌造的，也是一巨册，德文小号字密密排印，厚达五百页。想想人家的博士论文，那要做到怎样的细致和丰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