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女记者萨比内·米德，去柏林采访已经年逾九旬的鲁特·维尔纳，待她做完这档节目，老太太已经安然辞世。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前面加了个送葬仪式，人们看到，除了家属，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读者，马尔库斯·沃尔夫、前作家协会主席赫尔曼·康特等人，也出现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顶尖级的情报人员，成绩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队伍里。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每个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这时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国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鲁特·维尔纳诞辰100周年，离开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活了将近20年的人们，逐渐产生了“怀旧情绪”，人们又想起了鲁特·维尔纳和她的《索尼娅的报告》，想起当年怀着满腔激情阅读这本书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娅的报告》，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复了删掉的那些段落。不过，这时读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这本书的全文，人们还想了解与本书主人公一道生活战斗过的男人们后来怎样了；作者的儿女们现在活得如何。为此，柏林新闻记者鲁道尔夫·亨佩尔，专门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三个儿女。人们从发表在报刊上的采访记录中，知道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他们共同的母亲的爱和敬仰。

自从鲁特·维尔纳过世以来，除了新版《索尼娅的报告》之外，还陆续问世了一些关于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国作家艾伯哈尔德·帕尼茨的《接头地点班伯里》，凯·米尔格斯的《共产党人与炸弹》。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亚历山大·科尔帕及第合著的《红军秘密工作的女强人》，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鲁特·维尔纳；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创立的“莫斯科佐尔格博物馆”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学者杨国光的《佐尔格》和张晓宏、许文龙的《红色国际特工》中，都用专门章节介绍了鲁特·维尔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重访”板块，专门制作了“红色国际特工索尼娅的报告”，向我国观众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功勋卓著的共产国际情报员。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她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