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结论像一把盐，洒在未愈的创伤里。

这年秋天，当潘复生（文革期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后因错误被撤职）来湖西接替白某的职务后，仍大力推行错误的善后政策，继续打击一大批蒙冤同志。边区妇联副主任金彩凤被定性为“叛徒”，多次上诉，潘复生置之不理，走投无路的她，愤然投水自尽，以死抗争。

对湖西事件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方式，无异于第二次肃托，许多同志都想不通，纷纷拿起笔来向山东分局、向党中央伸诉。

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正确地分析了发生湖西事件的错误原因，指出:一、湖西地区领导人大大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又不相信广大党的干部，单凭口供，任意拘捕；二、暗害分子王须仁混入领导机关；三、军队和地方负责人缺乏政治原则的团结，暗害分子乘机挑拨离间；四、山东分局和115师对情况估计不足，处理迟缓，也是造成事件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份决定对王凤鸣、白某给予严肃的处理:王凤鸣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审判，白某撤职，由党员降为预备党员；同时还决定，对无辜牺牲者应安抚，对被诬陷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不能当叛徒看待，应按情节分别给予适当处分。

中央的决定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还有一些同志仍然背着沉重的处分，精神上受到压抑。

为此，郭影秋多次向上级陈述自己对湖西事件的不同看法。这位老党员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知有多少次夜不能寐，他不能忘记过去，不能接受“肃反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的这一定论。全国解放后，1955年，他再次上书中央组织部，要求正确处理湖西的遗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批示:对历史的责任问题等，就不必再提，对七个真托匪的问题，要查清情况，作出明确的结论，对被牵连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应按中央精神，不作为历史关节对待，对死难烈士的家属应作好安排。

本着一切向前看的态度，小平同志没有追究白某某等人的责任。然而，即使是小平同志的这份重要批示，也未能很好落实。

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毛泽东时代，也只能如此，郭影秋的这口气就一直憋到1982年。

当改革开放的一缕暖风徐徐吹来时，他再一次站出来，和郝中士等九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山东省委，再一次要求彻底解决这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山东省委在经过认真调查，掌握充分材料后，报请中央批准，并经中央转发，向全国发出彻底平反湖西肃托历史冤案的通知。

通知指出:湖西肃托的性质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原定七名真托派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对被错杀、错误处理尚未纠正的同志和受诛连的家属，一律平反，消除影响。

数十载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

十一、劫后思痛录

1993年夏季，七月流火，笔者在农业银行腾州市支行秘书刘古银同志的陪同下，一天驱车上百公里，日夜采访在湖西地区。

昔日腥风血雨的肃反案，还有人记得吗？

原郭里集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单来新，退休后住在邹县县城，当我们辗转找到他、问他是否了解发生在郭里集的那场惨案时，这位65岁的老人连声答道:“是有这回事，是有这回事，那时闹托匪嘛，要暴动，他们的代号叫胡符，后来我才从公社的档案中了解到--”笔者正以为他要说这是一场冤案时，却不料下文是“他们的总头子是张国焘。”

显然，老人的思维和观点还停滞在极左的年代，彻底平反历史冤案的春风并未吹进每个角落。

在砀山县委宣传部，一位年轻的干事热情地接待了我，当他听说我是来搜集湖西肃托的历史材料后，一脸的茫然，我以为他听不懂我的话，又在纸上写了“湖西肃托”这四个字，然而，他还是摇摇头:“不清楚，没听说过。”

血的教训呀，年轻的一代怎么可以不清楚呢？

砀山县在那场红色恐怖中，有二十多位优秀的党政骨干（包括四任县委书记）都惨遭杀害。城关镇小学教师陈文如的伯父陈雪娄烈士，是苏鲁豫边区党委宣传干事，谈起伯父的死，陈文如泣不成声:“俺伯父是在鱼台县，被钉在墙上钉死的啊，浑身都是血，死都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他们又来逼俺伯母，逼她承认伯父是托匪，俺伯母不说，就把她吊起来，用细麻绳捆扎拇指吊在屋梁上，俺伯母的手都吊断了，现在都伸不直。到后来土改了，工作队又说俺家是地主，斗俺伯母，叫俺伯母跪在玻璃渣上面……”

如诉如泣的回忆，一页沉重的历史。陈雪娄烈士留下两个儿子，一个现在徐州纺织局，一个远在陕西当矿工，己五十多岁，仍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