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清廷统治集团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估了当权者的智商，也不可低估了他们的私心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危害。譬如庚子年中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与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的狼狈为奸、坑瀣一气，及其试图利用义和拳谋取朝政的叵测居心，有心人念及庚子乱事，能无痛恨于谋国者之不臧哉！

北京的那些外交官和联军的指挥官们对庚子年的乱事负有同样的责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各国在庚子年之前都更换了更有“进取心”的驻华公使，这些出来乍到的外交官们对中国事务毫不了解却又大多狂妄自大。在剿抚问题上，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负气相争反使得义和拳不断壮大并逐渐走向失控。而大沽口外那些联军指挥官的鲁莽蛮横，更使得庚子年的冲突主动上升为一场侵略性的国际战争。在清廷看来，抵抗八国联军是一场保卫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而联军指挥官却认为他们是去解救人质、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义和拳则认为他们是在清除破坏中国传统和宁静的洋鬼秽物，而列强则认为他们在帮清廷消灭一场愚昧的混乱。如今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离奇而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景象。

战争的结果几乎是一边倒，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是“义和拳制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说法。可惜的是，这显然纯属“丑表功”的谬赞。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常引用当时的联军统帅瓦德西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以此来证明义和拳化解了列强的瓜分图谋。但是，瓦德西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德国和列强的外交政策，真正使瓜分成为下策的，是列强的实力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要想占领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即使再增加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洋兵也恐难成功。列强要想中国保持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还莫过于“以华治华”的策略。倘若继续同中国为敌，则“满地干戈，不独生灵涂炭，即列国亦与受其灾，则所得者寡，而所失者多矣”。换句话说，瓜分根本就不具备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又何来义和拳的“制止”一说呢？

义和拳被美化甚至被神化主要在文革时期，当时甚至提出，“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对祖国忠诚的标准”。这种以感性替代理性、政治宣传代替历史真相的思维方式走的是一条“爱国主义”的歪路，是极其荒诞而有害的。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和狂躁的程度，能与义和拳相提并论的，唯有文革。由此，义和拳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也就无甚稀奇了。

陈独秀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至今都不曾落伍。在如今的网络语境里，义和拳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义和拳，义和拳，一言不合便打拳”，这种浮躁、愤懑、麻木、无助甚至绝望的气息，和一百多年前华北农村何其相似。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非理性的狂躁情绪，在现在的网络上乃至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如果任其继续蔓延或者治理者引导不善、疏理不当，在一个非暴力不足以警醒的社会里，极有可能在各种机缘巧合的条件作用下得到爆炸性的宣泄，其危害可能不啻于一百年前的那场劫难。

义和拳的愚昧是因为缺乏现代教育，暴戾的原因是群体的非理性，而它的整个发展壮大则与清廷同外国列强意气相争的过失性外交有着重大的关联。如果清末能够推行现代国民教育，哪怕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拳民们也不至于落入迷信的狂乱之中；如果拳民的观念和意愿的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表达渠道，当地官府对底层社会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够疏导民意和化解矛盾，这场骚乱也断不至于一再扩展，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清廷的决策者能够多了解些国际惯例和世界潮流，也断不会在对外交往中一味的顽固排斥；如果西方的外交官能够对中国国情多加研究，也不至于使得事态越来越恶化。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呢？

历史的悖论往往在于，“扶清”反成了清廷垮台的重重一击，而“灭洋”却成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换句话说，义和拳事件以一种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和非法制的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探索，虽然晚清最后十年展开的新政和立宪并非它的本意，这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种有意义的探索在上个世纪被屡次三番的无情打断。如今的我们，依旧缺乏自我反省的科学及其理性精神；而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和主流舆论，仍旧沉迷于阶级斗争、革命史观和冷战的语境及思维方式，这种不敢直面历史原相的荒谬、怯懦与盲动，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则、机制及为大众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来适应民众突然勃起的力量的话，迟早会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次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念及于此，凡我国民，能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