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点而言，清廷何尝不是洞若观火。反拳主和的大臣袁昶和许景澄曾在奏折中曾说:“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曾质疑:“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

在这些士大夫眼中，拳民们愿为朝廷“效力驰驱”，那是允许的；但要高于朝廷去扶持国家的危厄，那绝对是不行的，此所谓“能扶之，即能倾之”，后果可想而知。因此，清廷对义和拳始终是抱有戒心，正如其在后来罪己诏中说的“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所幸的是，义和拳也没有对这个口号认真，即使他们领着慈禧太后的赏银、吃着朝廷皇粮的时候，他们也公然对端王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丝毫没有把这些王公大臣们放在眼里。由此看来，义和拳的“扶清灭洋”只是一个策略，还是要“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并最终向“扫清灭洋”发展的。

义和拳不爱大清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它是否“反帝爱国”，这个问题既敏感，又颇成问题。众所周知，“反帝”是冷战语境下的名词，义和拳是否“反帝”尚不好妄下定论，但盲目排外是各方没有异议。拳民最开始仇恨的是洋教洋人和教民，到后期发展成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则怒不可遏，毁物杀人，就连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可能由此肇祸。譬如《拳事杂记》中，便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不可否认的是，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具有明显的情绪发泄性质，其起源于暴力，但最终又屈服于暴力。在遭到热兵器的致命打击后，各处拳坛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迅速拔旗拆棚，踪迹全无，非北京籍的义和拳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拳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拳民们都不见了。令人震惊的是，极端的排外转向极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变为城破后的执旗者，中间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钧老祖”的拳民后来转化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的智力远低于个体的智力，“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他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迟疑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群体的人多势众能让个体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并随之产生一种残忍、短暂而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另外，铁路、轮船、电线杆等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在毁弃之列。此种举动，非但毁坏公私财产无数，更是一种无视法律和基本人性的凶蛮表现。在庚子年的劫难中，中国教民的死亡人数远在洋人之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受害者。更有甚者，拳民妄指他人为教民，由此枉杀和者更是不可胜数。

如要理解百年前此等至为乖谬血腥之事，务必从义和拳的“神鬼”观念入手。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洋人的长相、行为举止都古怪非常，他们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或者各种各样的木偶，是些可以用来吓唬小孩的鬼怪。在拳民的眼中，洋人和中国人不是同类，他们得罪了上天，是制造旱灾的罪魁祸首，唯有扫除洋人，上苍才会降下甘霖。对于中国的教民，尽管拳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同类，因而教民背教便可留下性命，如果违抗不遵，便是异类，杀之无罪。义和拳的“降神附体”仪式更是加强了这种“神鬼”观念，大学士徐桐就说过，“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由此，在群体性的狂暴力量下，拳民们屠戮传教士和教民们非但没有负罪感，反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在洋人的眼中，拳民的“神鬼”观念纯粹是一种愚昧和文明的对抗。这种观念上的不对称，只是庚子年那场混乱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义和拳事件至始至终都是一场非对称的冲突，其参与的三方（义和拳、清廷和洋人）不仅在观念上不对称，而且在目标、作战能力、信息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对称的。从目标上来看，拳民试图将所有洋人及其影响从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外国联军认为他们是在解救在华的外国人，而清廷则认为列强是在干涉内政和侵略。三方在作战能力上的不对称更为明显，义和拳的法术不可能和洋人的热兵器对抗，清廷的落后军队也抵挡不住列强的现代军队，拳民的“神”在洋兵的现代武器面前显然只有想象的价值。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是“毫无悬念的战争”。

更有甚者，义和拳、清廷和列强军队的三者关系也是不对称的，他们甚至陷入了各自为战、各自为敌的混乱局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两面受困，腹背受敌。义和拳和清军虽有合作，但十分有限，彼此的不信任似乎更占据主流。由于义和拳基本没有获得现代武器的渠道，其在与外国军队和清军的对抗中显然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在热兵器时代和列强的环伺下，义和拳只能发展成民众骚乱而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毕竟，法术与武器、想象中的作战与现实中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是“神鬼”之战变成人对“神”的杀戮，这也是现实对虚妄的一个毁灭性报复。当然，今天我们批评义和拳的时候，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并体谅其无奈，毕竟，时代留给拳民们的选择余地实在太有限了。

当时曾人评论说，庚子事变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的话，问题就更加清楚: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拳事件其实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无能，这促使戊戌变法采取“学西方、求变革”的举措，而二年之后的义和拳事件不过是戊戌政变后顽固势力“反西方、反变革”的历史反动而已。在清廷当权者的昏聩与私心下（如刚毅等人的仇洋和“大阿哥党”的立储利益），加之外国势力的不当干涉，义和拳很快被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由此也迅速被催生成一种更为可怕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