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6月30日，清廷在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原因时，称“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可谓是不言自明。

随同慈禧太后西逃的知县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这种情形，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者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袁昶后来因为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恐怕就不是拳民的智商所能洞察的了。

这个策略，清廷在7月22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由此，回过头来看使馆之围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只能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如果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定公使们在6月下旬接受清廷的提议并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话，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变得好理解了。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都是很狡猾的，他们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并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与极端仇洋的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是尽心尽力，但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也记载了慈禧太后这样一段话:“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