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个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被直隶总督裕禄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宣战，而清廷在6月21日的所谓“宣战”反落在了后面；

其次，清廷在诏书中并没有指出宣战的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这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作为反证，清廷和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是相互宣战的，这可以排除清廷不懂国际惯例的可能性。

其三，清廷这个诏书的目的主要是向国民解释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对外宣战，而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由此，认为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21日发布诏书后，清廷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政策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经与义和拳合流，但实质上真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看似有道理，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即使清廷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正当权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他们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为见识短浅或者根本就是上当受骗而相信了义和拳，但载漪等人却不乏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光绪皇帝）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才制止了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

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更像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并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是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义和拳大量进入北京城且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此时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清廷便已经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而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