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之死

陆键东

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陈寅恪是位学术大师，但是他的最后20年充满艰辛与苦难，他经历了哭泣的1958年，他遭“膑足”双目失明之磨难，但就是这位暮年老人拒绝向权贵低头，谱写一曲人格正气之歌。

一

探寻这位心实已死、只余躯壳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师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尽管这非常困难，印痕已渺不可辨。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

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 ”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二十多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画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1967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着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段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 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革命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