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基于以上的背景，同样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和王安石，为神宗提出了不同的改革建议。对于产生政府危机的总根源，他们都认为是财政收支的原故，司马光在认真分析了仁宗庆历二年（西历1042年）与现今神宗登基以来，各项政府支费的异同以后，进而总结概括出了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五大时弊：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但是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确立怎样的改革总路线，实现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司马光和王安石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分歧。

在经济问题上，司马光是“节流派”，而王安石则是“开源派”。虽然他们在私人友谊方面，是极好的朋友，但熙宁元年（西历1068年）八月在延和殿上的那场大辩论，却暴露出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在经济改革方面有着何等巨大的分歧。这种裂痕，足以让他们建筑于文学和道德相互倾慕之上的友谊为之土崩瓦解，变得如同水炭之不可共器。并且，随之深远地影响到了北宋政坛在今后时期的演进过程。

此次集议的内容，名义上有关辞赐之事。但显然是青年皇帝有意安排的一场大辩论。所辩论的问题，其意义并不止于有关大臣们的受赏赐的与否、多寡问题，而是要通过辩论赛的形式，让辩论双方畅所欲言，使自己能够尽快而准确地决定这场伟大变法的方向和切入点，简而言之，是按照开源派的办法，还是遵循节流派的措施进行改革。

刚直耿介的司马光首先发表见解：“方今国用不足，灾害频繁，这就需要节减冗费。而这就必当先从贵近开始，应该许可中书、枢密两府大臣辞去所受赏赐为便宜。”王安石显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国家富有四海，大臣们为国操劳，多少受些皇家赏赐算不了什么。要是小家子气、抠抠缩缩地惜之不与，那点儿剩下来的财物既不足以富国，且徒伤朝廷大体。国用不足，并不是当今国家最紧要的事情，政府要做的大事还多着呢！”

这里，王安石为了劈头给司马光一记煞威棒，难免犯了“执拗”的老毛病，竟然顺嘴说出“国用不足，非当今急务”。这话就有些枉顾事实了，怎么能说财政危机不是政府当下的大问题呢？不然大家坐在这里费吐沫星子干甚么？这立刻就被司马光抓住了小辫梢儿，君实当即站出来反驳道，“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怎么能说不是‘急务’呢？”王安石见这一棒劈空，先失一招，便王顾左右而言他，转化话题：国用不足，是因为朝廷里面没有善于理财的能人，这才是造成政府收支不平衡的真正原因。财政危机的背后，是有关部门的理财不善。这里，王介甫真不愧是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如果也强调“国用不足”乃“当今急务”的话，势必会坠入司马光这只老狐狸的陷阱里面，让君实正好抓住这个问题纠缠不休，乃至提出节用派的理论主张，那么大家只好继续做大宋朝的裱糊匠，继续零敲碎补，哪还谈什么变法改革？王安石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是政治家不是官僚。即食君之禄便当重君之事，他不愿意纠缠在口舌之间，更不愿搞些小打小闹的小把戏，他需要的是实现他变法革新的宏图大志，他不是要修缮一爿稍能遮风挡雨的茅屋草舍，而是要重建一座气势恢宏的广厦明堂。

司马光见王安石稍稍服软，“司马牛”那牛脾气的“执拗”也来了劲头。他不给对方少许喘息的余地，也不去纠缠“善理财”的具体含义，就直接就给王安石扣帽子：“善理财者，不过是些通过横征暴敛搜尽民财之辈罢了，如此手段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又怎能利及国家呢？”儒家发展到汉儒之后有一个极端不好的习惯，就是过分重视道德教化，而乃至极端轻视经济民生。看什么都以泛道德的眼界，什么问题也都直接解构为道德问题，谈论道德是高尚的，评说经济便是俗物，甚至是小人。就本朝而言，艺祖以降、真仁以来，经济的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由于政府财政管理系统方面的诸多问题，却造成了“财多而品”的窘局，如果不下大决心，不彻底改革财政管理机制，国用还是不足，仍将是当今和以后的“急务”。

把“善理财”，简单理解为搜刮民财，简直是幼稚可笑的。王安石显然不能苟同，他说：“这不是‘善理财者’，善理财者，是民众不加重赋税而国用足以丰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王安石这里用了一个典故，我们看《史记》有关章目的时候也会看到。汉武帝刘彻任用桑弘羊来理财，实施盐铁官营专卖等项政策。便是通过加大工商税收的措施，不再额外增收正赋，增加民众负担的办法以实现富国的目标。

熟读经史的司马光当然知道这个出处，他说：“这是桑弘羊用来欺骗汉武帝的狂言，不过是《史记》中太史公特意记载下来，用来讥讽汉武帝的‘不明’的佐证罢了。天地所生货财、百物，都是有数儿的，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果真能够让国用丰饶，不取之于民又将从何取之呢？这分明是巧立名目，以阴夺民利，其危害性甚至远远大于增加正赋。司马光进一步搬出孝武一朝的史实，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并历数武帝末年，群盗风起，绣衣使者不绝于道的前车之鉴。告诉神宗和其他听众，“由于汉武帝宠信桑弘羊，采取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这样的征敛政策，才使得民众不堪忍受，最后不得不起来造反，贾人孽子之言岂可据以为实？！”司马君实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更反对通过加强官营专利的政策来与民争利，乃至压抑民间经济的发展。至于这个“民”，到底是不是我们大家所认同的一般意义的“民”，那大家心里自己去思考吧。（《司马温公集》）